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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經歷了兩個大疫情：COVID-19與麻疹——一種傳染性極強的疾病。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從2017年到2019年，全球麻疹病例數增加了300%。從烏克蘭到菲律賓，從巴西到馬達加斯加，世界各國都偵測到出乎意料之外的病例數字。最讓全球公共衛生官員困惑和擔憂的是，自1963年以來，一個經過科學證明有效的麻疹疫苗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MMR vaccine）已經問世。在1980年代，全球的公共衛生官員展開了非常成功的疫苗接種運動。 到了2000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宣布，麻疹已在美國被消滅，當時西歐大部分地區也被宣布為無麻疹區域。然而，到了2018年，西歐報告的麻疹病例數比2017年激增了三倍。2019年5月，CDC報告美國經歷了25年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

我們該如何解釋全球麻疹復發的現象？毫無疑問，全球衛生的不平等是該疾病持續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政局不穩的戰亂國家，疫苗接種無法有效推行。然而，在那些已經消滅麻疹的穩定國家，它的再度爆發主要可以歸因於一個關鍵因素：活躍的全球反疫苗運動。反疫苗運動在各地呈現不同的形式。譬如：美國，知名演員勞勃·狄尼洛 （Robert De Niro）在推動反疫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全球反疫苗者的論點有一些共同點，他們常引用1998年安德魯·威克菲爾德在國際重要的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上發表的文章，該文章聲稱MMR疫苗會導致自閉症，儘管這篇文章早已被駁斥。

另一些反對者則以宗教理由反對疫苗接種，因為MMR疫苗最初是從墮胎的胎兒細胞中提取，這使得一些宗教保守派站在反疫苗的立場上。尋求民粹主義支持的政治人物也開始為反疫苗立場背書。此外，社交媒體、假新聞和資訊危機的廣泛傳播，進一步助長了反疫苗者的聲音。

在2019年， COVID-19（新冠肺炎）也爆發了。隨著媒體對疫苗研發進展的關注日益增加，反疫苗者的聲音也隨之加大。這些反疫苗運動者公開表示，即使科學家成功研發出疫苗，他們仍然拒絕接種。一種陰謀論認為，政府計劃通過強制疫苗接種法，在人體內植入追蹤裝置。另一個荒誕的指控則將矛頭指向比爾·蓋茨 （Bill Gates），稱他利用其基金會捐款支持疫苗研發，實際上是策劃這場大流行的幕後黑手。到2020年4月中旬，已有超過16,000篇有關比爾·蓋茨的社群媒體貼文，累計獲得了將近90萬條評論。

從這些反疫苗活動人士的言辭中不難看出，反疫苗運動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現象，許多反疫苗者自視為全球運動的一部分。早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世界衛生組織（WHO）就已將「疫苗猶豫」列為全球健康的十大威脅之一，並在疫情期間再次強調了這一警示。確實，隨著疫情的蔓延，反疫苗抗議活動不僅席捲歐洲和美洲，甚至在亞洲的影響也日益顯著。例如：臺灣的「人民用藥選擇權聯盟」於2022年3月發起了一場「全球第七次反針大遊行」，反對臺灣的疫苗政策。雖然參與人數沒有國外的多，但他們依然成功地協調了這次行動。

我的研究訓練是在德國的全球史，我也不免注意到在全球的反疫苗運動中，德語世界在居於前沿，奧地利的反疫苗抵抗活動尤為活躍，瑞士德語區的反疫苗情緒也遠比非德語區更為強烈。

在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研究就已顯示，德國人對公共衛生體系的信任程度低於其他歐洲國家。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德國長期以來被譽為世界上最佳醫療體系之一。德國在精準接觸者追蹤、廣泛檢測、對醫療保健的長期投資，以及迅速實施社交距離措施等方面的表現，堪稱西方國家應對疫情的成功典範。

我的研究試著去解釋這個矛盾：為何在全球最佳醫療體系之一的德國，對醫學權威的不信任依然能蓬勃發展？作為一個全力支持疫苗接種的人，我的研究起點源於一種真誠的好奇心：為什麼會有人選擇反對疫苗接種？

大量的歷史學者已經有探討19世紀反疫苗運動的問題。反疫苗運動幾乎是自愛德華·詹納 （Edward Jenner） 於1796年發明首個天花疫苗時便開始萌芽。學者們深入研究了如何通過文化、社會和政治力量來激發反疫苗情緒。然而，大多數研究仍然局限於國家或本土的層面，對反疫苗運動的國際性質往往隻字未提。此外，歷史文獻中所謂的「庸醫（quack）」通常被描述為地方性、狹隘的人物。

我在研究19世紀反疫苗運動的歷史時，發現全球化與國際化同樣是推動19世紀各種運動的關鍵因素。當時的反疫苗活動家將自己視為全球反對專制與醫學「迷信」鬥爭的一部分，他們還依賴國際組織來推廣和傳播他們的理念—— 反疫苗行動者在1880年代組織了一個「反疫苗國際聯盟」。首屆會議在巴黎召開，這一聯盟徹底國際化，吸引了來自西歐、俄羅斯、斯堪的納維亞和北美的活動家參加。

這些反疫苗活動人士將疫苗接種描繪為「迷信」，而反疫苗則被包裝為「科學」。建立醫學大會是其更廣泛戰略的一環，目的是創建平行機構，提升自身的學術與科學合法性，並挑戰國際醫學大會的權威。在反疫苗會議上，活動家們展示了疫苗不良反應的統計數據。1881年大會的開幕致辭中，會長展示了從歐洲各地收集的數據，突出了疫苗相關的傷害，並分享了個別受害者的故事。

除了數據和被害故事，反疫苗聯盟的另一個關鍵策略是將自己塑造成政治、社會與知識精英中的體面成員。聯盟的創始董事會成員，不是執業醫生，便是知名改革者，如英國的威廉·特布（William Tebb）和奧匈帝國的齊特維茨伯爵（Adolf Graf von Zedtwitz）。 在1881年大會的開幕式上，他們致信安娜·瑪麗亞·海倫娜, 諾阿伊伯爵夫人（Anna Maria Helena, comtesse de Noailles），一位英國出生、嫁入法國貴族的女性。諾阿伊伯爵夫人不僅是一位知名的社會改革者和孤兒院的支持者，還是一名衛生學家，並贊助了英國「婦女全國衛生知識推廣協會」。此外，她也是反對活體解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提倡包括赤腳療法在內的自然療法。

19世紀的反疫苗運動，與當今情況相比，有顯著的德國特色。在反疫苗國際聯盟中，德國代表佔據了極高比例。為何如此多的19世紀德國人參與了國際反疫苗運動？這與德意志帝國19世紀的特殊形成有關，導致德語地區長期反對疫苗接種的傳統跟反對德國帝國的運動有了密切的連結。

我的研究焦點也是國際與國內——即全球與地方——力量之間的互動。正是這些國際組織為反疫苗運動提供了動力，其國際性甚至掩蓋了各種內部的矛盾和分歧。在這些反疫苗活動裡，法國人和德國人——兩個剛在1871年交戰的國家——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跨國敵人。此外，我發現所謂的「庸醫」並不僅僅是地方性的角色，他們至少將自己視為世界公民，通過建立國際網絡，並借助全球化的知識體系來證明其行為的合法性。要說服反疫苗者，首先必須理解他們的假設和世界觀，才能有效地與他們展開對話。換句話說，反疫苗也有一個全球史。

我於2021年加入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深感幸運，能夠在這樣一個支持跨國與跨學門研究的單位工作。史語所的中國歷史研究當然是世界有名；我們也有一個「世界史研究室」，有走在世界前端的史學家，研究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和日本的歷史。我從他們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本所也具有一個非常活躍的「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我的同仁們啟發我進行比較研究，深入探討不同歷史時期與空間背景下，醫療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和。回臺灣之後，臺灣的多重醫療環境也讓我反思不同醫療概念的並存與互動。這些經歷深刻影響了我對全球衛生史的思考和探討，我也希望之後的發表能夠對歷史學和社會大眾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