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發布時間: 2026-04-27
作者：黃自進兼任研究員（本院近代史研究所）
黃自進，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畢業，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博士，近史所兼任研究員。早年主要鑽研吉野作造、北一輝及蔣介石等三位近現代中日關係史上的代表人物；近年則試圖將研究觸角延伸到戰後日本政治外交及亞太安全體系等相關課題。
研究蔣介石這樣具有爭議性的政治人物，原本就是艱巨的挑戰，尤其是重新檢視他所倡導的「安內攘外」政策。但是迴避此一議題，顯然又無法呈現研究蔣學的新意，尤其「安內攘外」政策再評價的意義，不僅在於其最能反映海峽兩岸對當代史觀的差異性，也是觀察中日兩國走向全面戰爭緣起的重要指標。
「安內攘外」政策，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於1930年代前半期處理國家政務的基本方針。他強調應以先求「國內統一」為首要任務，而將抵抗日本侵略的迫切性置於剿共之後，故對日方進逼採取妥協政策，因此成為國民政府應對日本軍部發動九一八事變佔據東北之後的主旋律。
此一妥協政策反映到中日關係的具體情勢，就是日本軍方得寸進尺，繼續在華北地區肆無忌憚的蠶食鯨吞。然而在中國人民眼中，蔣介石的一再退讓，無異於喪權辱國、民族尊嚴掃地。因此評析「安內攘外」政策的是非功過，一直是海內外學術界歷久不衰的熱門議題。
尤其是以1930年代中日關係或抗日戰爭為主題的研究專著中，「安內攘外」政策更是必要探討的課題。質疑先安內再攘外者，將之視為「違背全民族意志」之反動國策；部分學者則認為此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國民黨政權，將其解讀為「妥協與局部抵抗」手段。另有從維繫民族生存與發展角度來看者，則將其詮釋為國民政府的「應變圖存」策略。而從忍辱負重角度論述者，則稱讚其為國民政府能完成「對日備戰工作」的偉大戰略。
這些固守國族主義，採用國與國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概念框架之研究取徑，往往忽略華北地區之艱難局勢，以及1930年代中日兩國因皆處於多事之秋所造成兩國關係的複雜性。對中方而言，華北困局難解，從日軍入侵熱河省時，民眾因不堪軍閥暴虐，主動開城降敵，即可看出；其餘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河北等華北五省，名義上雖屬國民政府中央管轄，實際上皆處於軍政自主、財政半獨立的狀態，而且所有掌管軍政大權的軍閥、大員均出自北洋軍系，並皆曾與國民政府兵戎相見；中央、地方自始欠缺互信基礎。在華北地區權力架構尚未定於一尊的狀況下，自然給予日本軍方眾多可操縱的空間與機會，也讓日本政府一度誤信可在華北地區複製滿洲國模式。
至於當時的日本，也陷入軍方奪權、憲政體制瓦解、暗殺橫行，動盪不安的脫序狀態。日本的內政混亂，在外交層面的反映，無非令出多門，軍方及外務系統均爭取對華政策的主導權，但各自內部又派系林立，相互傾軋。
相較於日本內部的動盪不安，中國國內秩序的混亂程度更是不遑多讓。除了長年的國共內鬥，國民政府內部有蔣介石主軍、汪兆銘主政的軍政二元體制之間的猜忌與制衡，外部有南京派及西南派之爭；中央當局對眾多半自主的地方省分，更是欠缺實質的管轄能力。
是以，1930年代的中日關係史，可以說是一部多方勢力競逐權力的鬥爭史。雙方國內政爭不斷，也讓兩國政府的對峙，已非單純的國與國之間的權益之爭，更廣泛的涉及內部各派系之間爭奪政治主導權的殊死戰。參與角色眾多，局勢詭譎多變，可謂此一時代的主要風貌。
基於上述特點，本書特從中日雙方國內政爭不斷的時代背景，並結合兩國國內各派系之間生死存亡鬥爭的研究架構，探討中日圍繞華北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具體檢視蔣介石在熱河戰役、長城保衛戰、《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盧溝橋事變等一連串戰和過程中的對應策略，進而釐清「安內攘外」政策的實質內涵，以及蔣介石落實這項政策的準則。特別是解析他在處理華北事務時，堅持與退讓的基準所在，及盧溝橋事變時，他又為何不願再退讓？
蔣認為中國當時無力對抗日本，應隱忍待時，故迴避與日本全面衝突，成為他對日政策的主旋律。但在他執行「安內攘外」政策的過程中，又將這項方針包裝為「剿共抗日」，其目的在於剿共同時，希望能一舉達到「消滅反側」、「厚植中央政府國力」、「迴避對日作戰」等三項目標。
早年國共不分家，尤其國民黨主軍、共產黨主政的國共合作體制，造成國民政府勢力所及之處，背後也有中共的組織運作。此一事實反映到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的局勢，亦即東三省淪陷後，國民政府名義上統轄25省，但其中15省為半自主狀態，而直接統治的10省中，7省境內皆有中共紅軍滲透盤據。在這些散布於長江中下游及東南諸省的中共根據地未完全剷除之前，國府自然不可能籌建全國團結的備戰體制。易言之，蔣所採行「消滅反側」與「厚植中央政府國力」的做法，乃一體兩面，都是籌建全國團結的備戰體制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至於迴避對日作戰，更與當時整體世局息息相關。九一八事變爆發時，蘇聯在遠東地區只派駐6個狙擊師團，至1936年，派駐兵力已增加為16個師團，五年間，擴編2.6倍。派駐飛機的數量，也從1932年的200架飛機，擴增到1936年的1,200架，四年間增加6倍。
大軍進駐，可作防禦用，也可為進攻用。蘇聯大量增兵，日本當然感受到威脅。尤其是滿洲國建立後，日蘇之間頓失緩衝地帶，雙方都不願示弱，邊境的武裝衝突成為互探虛實的指標。1932年平均每5天有一件衝突，1936年平均2.3天就有一件，次數之密集，充分反映出兩國劍拔弩張的情勢。
蔣介石對日蘇雙方在邊境相互對峙局勢，當然有所掌握。他認為日本的國防部署，海軍在於防美，陸軍在於防蘇，日本在解決與美蘇兩國的矛盾之前，不可能全面侵華，一舉併吞中國。只是日本陸軍為了防範日後的日蘇大戰，急切希望在中國廣泛扶植親日勢力。滿洲國成立後，蔣判斷日本所採策略為：防止反日勢力坐大，同時在華北地區建立後勤補給基地，方便日本徵集該地區的戰略物質，也能為日後迂迴側擊西伯利亞時提供通道。
基於這一認知，蔣介石認為中日兩國在防蘇議題上，有共同的利益。一旦日蘇大戰，日本必定有求於中國，屆時才是中國藉由外交談判恢復東北主權的良機。在此之前，如何不讓中日關係陷入絕境，兩國保持隨時重啟合作的斡旋空間，便是蔣介石「安內攘外」奉行不渝的準則。這也是何以他在規劃「迴避對日作戰」過程中，暗中期待的目標是「日蘇先戰」，檯面上主要訴求卻是與日本結盟共同反共。
對蔣而言，高舉反共旗幟可收一石二鳥之效，因為反共原本就是日本政府的國策，日本政府對蔣的勵行反共，雖未公然聲援，但也樂觀其成。相較於中國其他政治人物，支持同樣奉行反共為國策的蔣氏，還是最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為了防中共崛起，也不願見中國因陷於內亂而導致國民政府瓦解，故當日軍與蔣氏在華北對峙僵持之際，日本政府的外務部門反而扮演居中調停角色。國民政府能獲日本政府的暗中相挺，「安內攘外」政策實功不可沒。
中央軍北上河北省，及堅決否定華北地方當局有自主外交權，是爾後盧溝橋事變無法善了的兩大關鍵要素。對蔣介石而言，情勢今非昔比，也是蔣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後，不願再退讓的主因。尤其，他一心所期盼的「日蘇先戰」，因蘇德兩國關係急速惡化，蘇聯已無率先攻日的可能，而不得不放棄。至於國內局勢，與1933年日軍入侵關內，佔領熱河時相較，他的籌建全國團結備戰工程已頗具規模，尤其是中央勢力進入西南，長期抗戰的根據地已有著落。接著撤銷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結束原本廣東、廣西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分治局面，兩廣重新納入中央體制。特別是西安事變後的中共，願擱置武裝暴力革命回歸民族本位，認同中央政府，補齊他主導團結全國備戰工程的最後拼圖。至此，除河北、察哈爾的一部分為日本控制，新疆為蘇聯控制，陝北及甘肅的一小部分屬於中共勢力外，其餘關內19省大致悉奉中央號令。這些新的發展，讓他深信中國已有奮力一搏的實力，「安內攘外」政策也已完成階段性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