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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內田純子研究員（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作者於日本京都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殷代考古與社會文化。本院史語所藏有大量出土自河南安陽殷墟的重要考古材料，內田純子博士期望能利用這批文物展開考古研究。其將藉由物質文化分析，探討殷代社會如何建立高度發展的城市體系，以及其後衰落並滅亡的歷史過程。

殷（商）王朝相關的歷史記載主要見於《史記》、《尚書》等古典文獻，然其內容多屬零散記述，部分仍帶有傳說性質。隨著甲骨卜辭中王名材料逐步獲得釋讀，已經可確認古籍文獻中所見多數殷王確為實際存在的人物。不過，此類文獻多圍繞諸王事蹟展開敘述，所呈現者偏重逸事層面，難以全面反映歷史實態。

相較之下，考古資料為理解文化發展狀況、擴散過程以及區域間互動關係提供重要線索。在殷代研究中，如何將考古材料與具體歷史人物連結，始終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本文即以西北岡王陵區為核心，簡述作者對該區王墓的研究成果，藉此說明考古材料如何參與理解殷代歷史的發展。

一、西北岡王陵區的發現與墓主身分問題

自1928年至1937年間，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小屯村一帶，先後進行十五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殷墟境內有洹河（又稱安陽河）自東向西流經，河流南岸為小屯村，北岸則為西北岡王陵區（圖1）。由於甲骨卜辭的出土地點確認位於小屯村，相關發掘遂以此為起點展開，並於該地發現一處被認為屬於大型宮殿建築的遺跡群。其後，在河流北岸，又發現一處規模宏大的墓葬群，即今日所稱的西北岡王陵區。目前，當年發掘出土的多數遺物均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相關整理工作與發掘報告之出版仍持續進行中。

西北岡王陵區內分布有多座大型墓葬，其中包含8座具四條墓道的十字形墓葬（圖2）、3座具南北兩條墓道的「中」字形墓葬，以及2座僅具單一墓道的墓葬，其周圍另環繞分布2,000座以上的小型墓葬。2021年，考古工作者於王陵區周邊發現環壕遺跡，顯示該區在當時已被明確劃定為一處獨立的墓地空間（圖3）。上述大型墓葬普遍被認為屬於殷王及王族成員。然而，由於各墓均曾遭嚴重盜掘，多數隨葬遺物已經佚失，使得墓葬年代與先後順序的判定變得相當困難，也因此學界至今對王墓的排列次序仍有諸多分歧。

究竟這些墓葬中所安葬的殷王為何人？至今仍眾說紛紜。王名比定不僅關乎個別墓葬的歸屬，更是理解殷代社會與文化變遷的關鍵環節，為一項極具挑戰性且重要的學術議題。若能以王墓作為編年標尺，並將其與殷代其他遺址出土的考古遺物相互對照，便有助於推定不同遺址所屬的殷王統治期間。而當研究視野擴及整個大邑商（即殷墟當時名稱），並將考古資料與具體王名建立對應關係，殷文化的發展脈絡可以更清楚地納入各王在位時期。進一步而言，再結合各地殷代遺址，不僅能釐清殷王朝勢力分布與文化擴展的範圍，亦能掌握各地之間的交流與影響。由此可見，考古材料得以補足文獻記載的不足，而王名比定的正確性，對於理解殷王朝歷史具有關鍵意義。

在考古學的傳統研究方法中，常以遺物形制的變化過程作為判斷年代的重要指標。若遺物本身保留製作者或製作年代的銘文，則可作為推定其年代與來源的直接線索；然而，殷代遺物中幾乎不存在此類可供參照的資訊，使得研究者難以透過文字直接建立年代順序。因此，為確立這些王墓的相對時序，考古研究主要仰賴出土遺物的比較分析，特別是青銅器、玉器、骨器與陶器等多類器物的形制變化。研究者透過觀察各墓中共通出現的器物種類與形制特徵，判斷其相對年代，並在多次交叉比對之下，逐步釐清整體的序列關係。然而，此類分析方法也受到材料條件的限制：所有大型墓葬皆曾遭盜掘，殘留遺物多在埋藏或盜掘過程中被破壞，往往僅存零散碎片。雖然部分器物的形制演變較為清楚，可作為年代判斷的線索，但也有相當數量遺物可供比較的特徵有限，使得建立時間順序變得格外困難。

在此情況下，青銅爵與觚、骨器，以及玉璧等器物，因在多座王墓中反覆出土，具備良好的比較基礎。透過梳理這些器物在不同墓葬中的出現情況與組合關係，可初步建立其相對序列。至於出土資料較缺乏的墓葬，則可藉由其他共通器物進行補充討論，逐步串聯整體的排列順序。下文即以骨柶、骨笄與青銅爵、觚等器物為例，說明如何透過具體器類的比較，推進西北岡王陵區王墓序列的重建。

二、從器物到王名：西北岡王墓序列的重建

（一）骨柶（圖4）

骨柶是一種以牛的肋骨或四肢骨製作而成的器物，一般推測其使用方式與匙具相近。根據已發掘的材料觀察，僅有在王與王族墓葬出土的骨柶，才會施以精緻的雕刻紋樣，或加上綠松石鑲嵌，因此此類骨柶被視為是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威信器。此種裝飾性特徵，使骨柶成為辨識王墓層級與年代的重要觀察對象。在所有具十字形墓道的大型墓葬以及AWBM260，皆發現有紋樣雕刻的骨柶，唯有HPKM1400尚未出土此類器物。

在已出土的骨柶之中，以大墓HPKM1001出土的骨柶最為精良，其刻線配置、線條銳利度，以及直線處理的精確性與深度等方面，皆展現出最高水準的工藝表現。自HPKM1550開始，其後墓葬出土的骨柶在紋飾精細程度上逐漸降低，雕刻表現轉變為較淺且紊亂。此一紋飾製作水準與風格的簡化，可作為判斷墓葬先後順序的重要依據。此外，婦好墓與AWBM260出土的骨柶，其特徵介於HPKM1550與HPKM1004之間。綜合上述觀察，根據骨柶推導出的墓葬順序為：

M1001－M1550－（婦好墓－M260）－M1004－M1003－M1002－M1500－M1217

（二）骨笄

殷代男女皆以笄束髮，考古出土大量以動物骨製成的骨笄。其中，又以「高座鳥形笄」在大型墓葬中尤為常見，主要特徵為在笄首雕刻立體鳥形。隨時間發展，其底座部分逐漸與鳥形結合，並演變為近似裙狀的造型。如此的形制變化過程為判斷墓葬時序指標，按高座鳥形笄所推定的順序為：

M1001－M1550－M1004－M1003－M1002－M1500－M1217

（三）青銅爵與觚

青銅器是殷代工藝發展最為成熟的器物類型。其中，用於飲酒禮儀的爵與觚，不僅常見於大型墓葬，亦普遍作為隨葬品出現在小型墓葬之中，為殷代青銅器中相當普及且最具代表性的器類之一。

以爵為例，隨著鑄造時所使用陶範形制的演變，其三足與器身之間的夾角亦隨之產生變化。在50WBM1（武官大墓）、HPKM1001、HPKM1550與HPKM1400與婦好墓等墓葬之間，該角度的差異尤為明顯，為斷定年代的關鍵線索之一。至於觚，則因圈足部位逐步增設輔助紋飾帶，可發現圈足高度有持續加長的變化。從武官大墓、HPKM1001、HPKM1550到HPKM1400，皆有圈足高度變高的趨勢，其演變脈絡相當清楚。雖然HPKM1004中僅殘存觚碎片，仍可根據其殘留紋飾判斷年代略晚於HPKM1400。

由於青銅爵與觚在殷墟出土數量龐大，相關分期研究已經相當成熟，結合過去編年研究與上述關於形制變化的討論，墓葬的前後順序為：

50WBM1－M1001（殷墟一期）－M1550、婦好墓、M1400（殷墟二期早段）－M1004（殷墟二期晚段）

此外，綜合青銅器殘片、玉璧、大理石製品及貝製飾板等器物的比較結果，可推定西北岡後半期大型墓葬群的先後順序應為：

M1004－M1003－M1002（殷墟三期）－M1500－M1217(殷墟四期早段)。

另一方面，1975 年於洹河對岸小屯宮殿區發現的「婦好墓」，為一座未遭盜擾的墓葬，出土遺物極為豐富，包含主要青銅器400餘件、玉器755件以上，另有象牙器、大理石器等大量隨葬品。其中，200多件青銅禮器上鑄有銘文，且多見「婦好」之名，已由甲骨卜辭證實其為武丁之配偶，因而可確認該墓即為婦好之墓。依據考古資料分期，婦好墓屬於「殷墟二期（早段）」，而武丁之墓也理應與之屬於同一時期。

再者，位於西北岡王陵區HPKM1400南墓道延長線上的AWBM260中，出土著名的「司母戊鼎」，其中「母戊」一般被認為指稱武丁之王妃「妣戊」。若將可遠望HPKM1400的AWBM260理解為一座象徵守護與侍奉的配偶墓，則將HPKM1400推定為武丁之墓、AWBM260為妣戊之墓具有合理性。事實上，HPKM1400所出土的青銅器年代與婦好墓屬於同一時期，顯示三者處於相近的時間範圍。因此，婦好墓與AWBM260皆可能為武丁配偶之墓，且兩墓所出土骨柶的年代一致，器物編年上亦可相互印證。

過去依據歷史典籍的記載，普遍認為殷代最為繁盛的時期為武丁之世。於西北岡王陵區中，出土遺物最為豐富、工藝水準最高，且未遭盜擾的大型墓葬為HPKM1001，因此長期以來，多數學者皆將其視為武丁之墓。然而，若實際上遭嚴重盜掘的HPKM1400才是武丁之墓，則既有的王名比定體系，勢必需重新加以檢討。

作者認為，年代早於HPKM1400的HPKM1001，更可能為武丁之父「小乙」之墓。又據文獻所載，武丁長子「祖己」早逝而未曾即位，年代與HPKM1001極為相近，且略早於HPKM1550與之後的HPKM1400，因此可推定為祖己之墓。武丁以後諸王，即其子「祖庚」、「祖甲」，則可分別對應 HPKM1004與HPKM1003；而「祖甲」之子「庚丁」則應為HPKM1002。其後，「武乙」則應為HPKM1500，「文武丁」為HPKM1217。至於年代早於HPKM1001的墓葬，則可視為小乙以前諸王之墓，其中HPKM1443可能為「小辛」，武官大墓則應為「盤庚」之墓（圖5）。

三、結語

綜合以上分析，可見西北岡王陵區王墓之間，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反映殷王朝政治、經濟與對外互動變化的歷史過程。在前述推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殷墟內出土、以陶器為主的考古資料分期對照，其結果如圖6所示。若從兄弟繼承體系下各代王的治世分期觀察，因南方貿易往來頻繁而勢力擴張、國勢最為鼎盛的武丁時期，正可對應HPKM1001至HPKM1400，即殷墟一期至二期前半。其後，隨著南方貿易逐漸衰退，在祖甲、庚丁父子之墓HPKM1003與HPKM1002階段，墓葬隨葬品的數量與規模開始縮減。至武乙、文武丁所屬的HPKM1500與HPKM1217時期，隨葬品規模進一步下降，甚至有仿玉器物的出現。與此同時，文獻中對於該時期殷王的評價甚低，而黃河上游地區的周族，則逐漸在歷史記載中登場。

結合甲骨文、文獻記載與考古分期，並透過多重器類的交叉比對，有助於在缺乏絕對年代標記的情況下，逐步建立西北岡王陵區王墓的編年架構。為了復原文字記載以外的人類歷史，考古學提供一條不可或缺的研究途徑。相較之下，日常生活、人際關係與社會變遷等面向，往往未能在文字中獲得完整呈現。然而，透過考古資料的分析，得以揭示大量文字史料所未曾記錄的歷史現象。尤其在文獻保存有限的原史時期(protohistory)，考古資料不僅補充文字記載的不足，更為殷代歷史提供實證基礎，成為重建歷史脈絡的關鍵角色。中研院史語所所藏殷墟王墓相關資料，正是支撐此類研究的核心材料之一，為探討殷王朝制度運作、王權結構、社會發展等變遷的重要依據。

【延伸閱讀】

1. 楊錫璋〈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的分期及有關問題〉《中原文物》1981年3期，頁47-52。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1994，《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北京，頁100-121。
3.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198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39-86。
4. 難波純子1995〈殷墟出土の所謂骨柶について〉（上、下）《古代文化》47卷9號·頁25-36、47卷12號，頁40-46。
5. Koji Mizoguchi & Junko Uchida (2018.6), “The Anyang Xibeigang Shang royal tombs revisited: a social archaeological approach,” Antiquity, pp.709-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