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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社會學研究所陳容助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於2025年12月1日舉辦「臺灣橋梁計畫」（Taiwan Bridges）的第二場講座，由人權倡議者娜蒂雅．穆拉德（Nadia Murad）女士主講：「誰能推動全球衝突相關性暴力的終結？—個人故事的力量與行動主義的角色Who Can Influence the End of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Worldwide? The Power of Personal Stories and the Role of Activism」，並邀請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陳美華特聘教授與Nadia Murad對談。

身為戰爭衝突下的性暴力倖存者，Nadia Murad勇敢站出來訴說自己的遭遇，積極遊走各國進行人權倡議，與人權律師艾瑪‧庫隆尼（Amal Clooney）攜手合作，戮力讓伊斯蘭國為其所犯下的種族滅絕和性暴力罪行接受國際刑事法庭的審判。

Nadia Murad為首任聯合國人口販賣倖存者尊嚴親善大使（Goodwill Ambassador for the Dignity of Survivors of Human Trafficking），並因其推動人權倡議和促使戰爭下的罪行受到國際司法制裁，獲得重要的人權獎項，包含：瓦茨拉夫哈維爾人權獎（Vaclav Havel Human Rights Prize）以及沙卡洛夫獎（Sakharov Prize）。Nadia Murad在2018年創辦「娜迪雅倡議組織（Nadia’s Initiative）」，致力於協助種族滅絕和人口販賣暴力下的生還者，並且與亞茲迪少數民族權益組織亞茲達（Yazda）合作以重建社群。

Nadia Murad為少數民族「亞茲迪人（Yazidi）」，他們透過世代口傳故事延續其信仰與傳統。亞茲迪人視拉利什（Lalish）為聖地，以小社群的方式過著簡單的遊牧與農耕生活。全世界約有150多萬亞茲迪人，分佈於伊拉克北部，以辛賈爾（Sinjar）地區為主要聚集地，少數離散於海外。

亞茲迪人信奉「亞茲迪教（Yazidism）」，在亞茲迪教流傳的故事中，神創造世界和7名天使，其中塔烏西美雷克（Tawusi Melek）開啟了創世過程，並創造了第一個人類，被亞茲迪人視為與人類生命最緊密相關的天使。然而，因爲亞茲迪教無成文之聖書，不僅其信仰故事長久以來遭受曲解，亞茲迪人更是在歷史長流中不同的宗教與民族衝突的折衝之中被誤解為不信神者，因而受到壓迫。

出生於1993年的Nadia Murad與其家人原居住於伊拉克北方的聚落「克丘（Kocho）」，該地區於1950年代由一群遊牧的亞茲迪人開疆闢土，選擇在這片適合畜牧的土地上建立起屬於亞茲迪人的小聚落。然而，位處於伊拉克辛賈爾（Sinjar）地區最南端的克丘，卻是兵家爭戰必經之地，使得亞茲迪人被迫在遜尼派阿拉伯人與遜尼派庫德族人的勢力爭鬥之間尋求生存縫隙。

對於亞茲迪人而言，生活總是伴隨著不確定性，Nadia Murad在自傳中寫道：「成長期間，我離敘利亞人比我們的聖殿更近，離陌生人比安全更近。」儘管如此，Nadia Murad與家人在不安穩的變動中，仍算是平安地在克丘度了童年時光。克丘對於Nadia Murad而言，承載著亞茲迪聚落的回憶與傳統，更是日後回想起來既是回不去了、卻也無法拋下的故土。

隨著區域衝突不斷升高，2014年伊斯蘭國入侵並且佔領了克丘，脅迫亞茲迪人改宗，若不服者，成年男性與年長女性皆會遭處決。年輕的女性被稱為薩比亞（Sabiyya），被伊斯蘭國的男人強暴、如物件般不斷被轉賣。Nadia Murad的家人多數被殘忍殺害、少數得以倖存。而Nadia Murad被俘長達數月，終於在偷渡救援網絡的協助下逃出，於2015年透過德國政府協助亞茲迪受奴役者的計畫移居德國。

訴說乃為力量，更是賦權（empower）與重新奪回（reclaim）話語權的工具，Nadia Murad透過公開演講、撰寫自傳《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The Last Girl: My Story of Captivity, and My Fight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不僅促使國際法庭與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審慎檢視戰爭衝突下，種族清洗與強迫性奴隸的嚴重性，更是傳遞堅定的力量給予同樣因衝突暴力而受到苦難的人們。

在演講中，Nadia Murad強調國際組織應積極與戰爭迫害下的倖存者共同合作的重要性。要讓法律制裁犯罪者需要充足的證據，而戰爭犯罪的證據正來自倖存者的證詞。唯有讓倖存者的故事被聽見，方能瞭解暴力如何影響到脆弱群體的生存，並且透過司法訴訟途徑與人權倡議伸張正義。

與會者提問，是什麼力量支持Nadia Murad十多年來的倡議行動？Nadia Murad首先指出，對於倖存者而言，重新訴說自己的經歷是一項艱鉅的決定。支持著Nadia Murad持續倡議的力量，除了源於家人的愛、來自信仰與社群的信念，更是念及那些尚在戰爭影響下受苦的人們。因此Nadia Murad認為，自己除了替所愛之人發聲，亦是肩負更巨大的社群使命感，透過創辦的娜迪雅倡議組織，進一步向歐洲各國政府積極溝通，希冀各國政府能容納更多經歷戰爭而流離失所的難民，並且讓仍然深陷衝突地區的人們脫離險境。

Nadia Murad始終相信，透過訴說的力量，可以讓世人認識亞茲迪人的處境與其文化，並且認知到所有的少數族群都應有發言權，且在受到迫害時受到保護。Nadia Murad將自身經歷視為傳承亞茲迪社群的使命、亦是促動國際社會看見伊斯蘭國暴行的契機，並毫不畏懼地站出來直接與之對抗，如書中寫道：「恐怖分子不認為亞茲迪女孩有本事離開他們，不認為我們有勇氣把他們對我們所做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訴全世界。我們要辜負他們的期望，不讓他們的罪無人聞問。我每一次訴說自己的故事，就覺得從恐怖分子身上奪取一些力量。」

Nadia Murad堅定而充滿力量的故事，讓此場演講的與會者瞭解亞茲迪人受到伊斯蘭國迫害的危脆處境，以及終止性暴力作為戰爭手段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