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發布時間: 2025-10-13
作者：沈智新副研究員（本院政治學研究所）
沈智新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政治科學與政治經濟學博士。研究興趣為政治傳播、政治經濟學、形式理論、實驗社會科學。其論文曾獲得2022年國際傳播學會（ICA）之 Kaid-Sanders Be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rticle of the Year Award，並獲得2024年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近年來，假訊息問題在臺灣相當普遍。根據2019年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的調查結果，近八成的臺灣民眾表示曾接觸過假新聞，而多數的受訪者也認為假新聞問題相當嚴重。臺灣也非世界上唯一受到假新聞問題困擾的國家。除了北美與西歐各國本就深受其害，隨著烏俄戰爭的爆發，原本受假訊息影響較低的中東歐國家，例如波蘭，也開始受到錯假訊息肆掠。不過，這些假新聞（或是廣義的錯假訊息）雖越發常見，但對各國社會大眾所造成的實際影響，必須進行嚴謹的討論以及實證科學的評估。此議題因而成為當前跨國、跨領域眾多學者們認真鑽研的問題。
一般直覺性的想法，會認為假訊息對民眾最直接的影響是「說服」，例如，說服民眾不要打疫苗或說服民眾相信某候選人是最適合擔任國家領導人的選擇。在二十世紀初的傳播學界，曾有一些學者認為訊息對於民眾想法具有直接且巨大的影響。因此，他們認為只要能控制媒體，就能有效控制大眾。這種看法後來也被稱為「皮下注射理論」（hypodermic needle theory），因為他們就像是認為媒體（或是訊息傳播者）能把訊息內容直接注射到訊息接受者體內，並對他們造成影響。事實上，人們不會對於各種訊息照單全收。我們對於各種訊息都會從其各種特質，例如其內容、來源等，來評估其可信度，而後這些訊息才會影響我們的決策。換句話說，我們看到訊息後會進行所謂的貝氏更新（Bayesian update），因此要說服民眾並不是那麼容易。更甚者，許多研究指出，大多數的錯假訊息能被一眼看穿，也流傳的不普遍，那麼，這種訊息對社會有什麼影響呢？而即使世界各國已有許多事實查核機構努力幫助民眾更正假訊息，為何人們仍繼續傳播他們呢？
針對這個問題，本文將主要透過介紹筆者近期與韓國浦項工業大學的姜明勳副教授在政治學期刊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發表的文章The making of the boy who cried wolf: fake news and media skepticism加以解釋。在這篇研究論文中，我們利用形式理論分析主張，那些一眼就能被看穿的錯假訊息的傳播，即使不會直接影響民眾想法，也能間接影響政治決策。因此，在設計對抗假訊息的策略時，我們也必須將這件事納入考量。具體而言，我們在這篇文章中證明了，即使在一個所有人都不會被假訊息誤導的極端狀態下，假訊息還是能夠影響政治決策。因此，散播假訊息的理由並非僅在於利用這些訊息說服民眾，也可以是在於降低民眾對媒體環境的信賴程度。其實這個想法並非完全嶄新的概念，不少政治評論者與學者早先便提出假訊息充斥可能使民眾覺得所有訊息都不可信，形成一種知識論危機（epistemic crisis）或者說是知識論上的虛無主義（Oreskes and Conway, 2011; Lynch, 2016; Tufekci, 2017; Pomerantsev, 2019; Rini, 2021）。而此現象可能早已被有心人士利用，成為選舉策略的一環或是取得特殊利益的手法。例如，美國前總統川普昔日的首席策士Steve Bannon就曾說過讓假新聞佔據媒體版面，使民眾對媒體產生懷疑是他採用的一項政治策略（Illing, 2020）。
然而，媒體懷疑作為一種假新聞傳播的主要動機在學界卻未受到關注。為了對上述直覺（intuition）進行一個更嚴格地檢視，我們設計並分析了一個相對單純的形式理論模型。而為何要用形式理論來處理這個問題呢？這是因為透過建立抽象化、數學化的模型，我們可以利用相對嚴謹的形式邏輯分析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排除許多可能會干擾我們特別在意的邏輯途徑的各種因素。舉例來說，由於我們在這項研究中，希望將焦點單純放在「媒體懷疑」（media skepticism）上，於是我們在模型中便排除了民眾被假新聞、假訊息直接誤導、說服、欺騙的可能性。同時，我們也排除了各種會限制事實查核功能的狀況，例如：假新聞數量太多、事實查核組織間意見不一致等，而是把焦點放在民眾媒體懷疑的程度如何形塑其後續接觸的訊息對決策的影響力。
在我們的模型中，一個代表性個人(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需要決定是否要支持當前的執政者連任。而由於進行決策前，他需要取得訊息，我們分析的第一部分，便是希望能探討他對於媒體訊息的懷疑程度，如何影響他的決策。在此模型中，我們指出，民眾可以透過由個人經驗、精英的討論以及事實查核網站等來源提供的訊息，來了解如果看到一則新聞，有多少的機率（ƒ）可能會是假訊息，以及有多少機率（1-ƒ）可能是正確的訊息，進而形成對於媒體環境中訊息品質的評價，或者是對於媒體訊息的懷疑S（ƒ）當S（ƒ）越大，也就是說閱聽人對媒體訊息越懷疑時，其想法受到媒體訊息的影響就越小。反之，當閱聽人對媒體訊息越不懷疑時，其想法受到媒體訊息的影響就越大。如下圖所示，若民眾透過媒體訊息（x）了解執政者的品質（E(c|x)），則若閱聽人對媒體訊息越懷疑，其接收完新聞訊息後，他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會與其原先對於政治人物了解（μ）越接近。而若閱聽人對媒體訊息越信賴，在其接收完新聞訊息後，他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可能會與其原先對於政治人物了解（μ）離得越遠，因為在他越相信媒體訊息的情況下，他的想法受到該訊息的影響就越大。
隨後，我們更進一步討論了什麼樣的人會在即使錯假訊息沒有說服力的情況下，也仍有誘因散播各種錯假訊息。如同上述，為了做出更明智的決策，民眾必須依賴新聞報導以及各種能取得的資訊管道來了解執政者的表現。然而，如果民眾意識到媒體環境中充斥著假訊息，那麼他們對新聞報導等訊息將抱持懷疑態度。而由於這類的媒體懷疑，將使民眾更傾向忽略他們能夠取得的新訊息，反而會做出與沒有新訊息時相似的決策。這種忽略訊息的行為，若對於某些政治人物或是利益團體是有利的，那麼這些人就更可能利用所謂的「假新聞的幽靈」（specter of fake news）來詆毀媒體（參見Hanitzsch et al., 2018；Scheufele and Krause, 2019）。也就是說，民眾若是在沒有取得重要訊息時可能做出一些不明智決策，那麼能從中受益的人，就有動機傳播假新聞，創造媒體懷疑。如此一來，即使民眾沒有被錯假訊息直接欺騙，也能夠引導民眾做出對自己（利益團體）有利的行為。
下面以圖像的方式呈現這個邏輯。在我們形式模型的情境中，在a=0<μ的情況下，若執政者在民眾心目中相較於其他競爭者是居於領先地位的，在民眾沒有接收其他新訊息時或是新訊息的影響力不高的情況下，獲得勝選的機率大，所以他就有誘因希望讓民眾懷疑媒體，畢竟民眾抱持原有想法對他來說是有利的；而在μ< b=0的情況下，執政者在民眾懷疑媒體情境中的勝選機率較低，則會希望民眾因獲取的新信息改變想法，因而有誘因維護一個讓大眾信任媒體的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們的討論中，我們排除了訊息對於執政者評價的直接影響。因此，即使是完全與政治無關的假訊息，例如在臺灣很常見的各種健康類的假訊息，也可能影響民眾對於新聞訊息的信賴程度，故而能對各種政治選擇，例如選舉決策，造成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要解決錯假問題的問題，不能夠只依賴事實查核。事實查核不是萬靈丹，即使一般認為會限制事實查核功能的狀況都不存在的情況下，散播假訊息仍然會對社會帶來負面影響。我們更發現，若廣泛使用事實查核策略或是社會精英們頻繁討論假訊息的問題，儘管其目的可能是真誠的希望能防止社會大眾受到錯假訊息影響，且對於特定訊息澄清是有效的，我們仍必須要小心同時使用這些策略將可能引起民眾對媒體更嚴重的懷疑。這一理論發現與最近的一些實證研究結果相符（例如，Van Duyn and Collier, 2019; Ognyanova et al., 2020; Jones-Jang et al., 2021; Lee and Shin, 2021）。
透過對形式理論的討論，我們希望指出事實查核作為解決假訊息問題的一項重要策略，其所面對的一個根本內在困境：即使在其完全有效的情況下，假新聞仍可能有影響，而有心人士也還是可能會想要繼續散播錯假訊息。不過，我們並不是要否認事實查核在打擊假新聞時，是一項有用且可能是必要的手段。反之，我們認為在設計假訊息干預措施時，必須要同時注意其造成民眾對媒體更加懷疑的這種可能性，以避免推波助瀾，造成民眾對於新聞訊息產生全面性的懷疑，如此將對民主社會的發展有極為嚴重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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