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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淑莉副研究員（本院民族學研究所）

本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美國密西根大學人類學博士，研究主題為中國苗族的基督教與社會變遷，關注皈依、教會論、末世論與復興運動等神學議題，在宣教檔案、教會分裂、文字改革和詩班經濟等歷史與民族誌材料中的呈現。

早在1870年左右，新教宣教士就已經在雲貴兩省的省會及一些交通要道設立宣教站，但是受限於語言和交通，直到1890年以後，才開始有宣教士與非漢部落的人群接觸。不久，中國西南的宣教士就與他們在緬甸的同僚（主要是美國浸信會）一樣，發現到在一些沒有文字傳統的部落人群當中，宣教工作似乎異常順利，也因此部落宣教士往往將文字創制或改革，擺在宣教事工的早期清單之中。他們也從東南亞同僚的經驗中獲得一些有用的建議，比如說，有鑑於這些地方向來有神聖文本的傳統，為避免部落歸信者落入文本拜物教，宣教文字的字母應當避免採用已被賦予神聖意義的傳統文字，比如：漢字或者梵文衍生字母。

因此，二十世紀上半葉在西南地區流通的宣教文字，使用的拼寫符號可謂千奇百怪，有的用大小寫的拉丁字母拼寫，有的用當時最潮的注音符號拼寫，甚至有自成一格的框格符號。儘管多數的宣教文字只是曇花一現，好一點的或許僅剩一些側面紀錄，但仍有幾個成功的文字對該部落人群留下深遠影響，至今仍然相當活躍。
一般而言，宣教文字的接受程度，往往被視為傳教工作是否能順利進行的重要指標，在某個部落中取得重大成功的宣教文字，往往也能夠帶動鄰近跨部落集體皈依，甚至能夠發展成頗具規模的跨部落宣教區，而使用相同宣教文字的部落基督徒，往往有著類似的皈依背景和相同的認同歸屬。

中國西南最重要的宣教文字，分別為以下幾種：
(1)柏格理文字（Pollard’s script）：主要流通在川黔滇交界處的烏蒙山區，由英國宣教士Samuel Pollard在1905年創造的框格字符，最早用於拼寫阿卯語言，並隨著宣教事工陸續發展出六種部落語言的拼寫法。

(2)富能仁文字（Fraser’s script）：在滇西北怒江峽谷區的部落教會中使用的大寫拉丁字母，最早用來拼寫西傈僳語，由緬甸克倫牧師Sara  Ba Thaw和英籍內地會牧師James O. Fraser於1915年創造，之後陸續用於拼寫怒語、獨龍語，其啟發來自緬甸載瓦人1889年就已經使用的宣教文字。

(3)韓森文字（Hanson’s script）：在中緬交界的瀾滄江峽谷區，為Ola Hanson在1890年混用拉丁大小寫字母的景頗文，並成功地延伸到景頗人的各方言支系。

(4)庫欣文字（Cushing’s script）：這就比較有爭議，1871年美國浸信會宣教士Joshia Cushing用撣文翻譯的聖經頗在撣、佤、拉祜、布朗的基督徒社群中受歡迎，Cushing 和他的團隊還用撣文來拼寫景頗語、拉祜語，卻引發神聖文字拜物教的疑慮，後來美國浸信會決定廢除，在宣教區改用全面改用拉丁文字，奇怪的是，拉丁文字只在景頗受歡迎（即韓森文字），在拉祜和佤都不受歡迎。

總而言之，一些在高地東南亞高地部落中取得成功的宣教文字，在中國西南的部落裡也能同樣成功。在中國西南的宣教士和他們在東南亞的同僚也會碰到一樣的問題：語言親緣相近的部落人群，卻可能因為一些其他的理由採用不同的宣教文字，隨著部落宣教的拓展與部落基督徒知識分子的成長，文字和拼寫法的爭議也越來越多。內地會自1942年起就著手籌備西南部落語言機構，可惜這項計畫直到1952年內地會撤出中國也沒有實現，宣教文字的整合計畫在高地東南亞也同樣沒能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因宣教衍生的文字爭議與部落基督徒的社群認同息息相關。儘管宣教文字也只是用於翻譯聖經、讚美詩、基督教經典和禮儀書籍，宣教機構沒有足夠的力量推動文字的使用，部落基督徒的識字力也有限，再加上優勢文字的競爭，宣教文字的流通往往僅限於教會網絡，形成一種在地的基督教文化認同。在地性對宣教文字轉型成為族群文字構成極大的阻礙，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東南亞的高地部落對統一族群文字這種事，沒有多大興趣，幾乎每一個族群都有多種文字方案，比如，1920年代左右開始接受基督宗教的赫蒙，就有多達二十幾種使用中的文字方案，宣教文字的分化和衍生，同樣反映了高地社會混雜的多語情境和專用化的文字生態。

1950年代以後，宣教文字在中國西南部落的發展軌跡，與它在東南亞的部落兄弟明顯分道揚鑣。在民族識別與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的推動下，出現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在我的研究中它被識別為「族群文字」。「族群文字」最初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延安「為每一個民族創制文字」的重大宣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由國內的語言學家落實在22種新創與改革文字之中。族群文字的功能和使用上，明顯與宣教文字或傳統文字不同，主張「協助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的發展」「促進民族團結」等等。在族群文字意識形態的宰制下，宣教文字的功能與使用也被迫必須直面「改革」。

我的研究關注柏格理文字從宣教文字到族群文字的改革進路。因為一些特殊的歷史際遇，使得柏格理文字成為文字改革的焦點對象、基督教文字意識形態與族群文字意識形態的交戰場域。早在1940年代，柏格理文字在阿卯當中的普及率就已經引起中國語言學家高度興趣，對他們而言，柏格理文字證明了一個在中國不曾存在的可能性：適用的拼音文字確實能夠快速地提高識字率。假如向來不識文字的阿卯苗族能夠在短短幾十年間用柏格理文字將識字率提高到六成，那麼漢字拼音化對提高整體國民的識字率必然有絕對的幫助。

不過，語言學的科學考察並沒有讓柏格理文字成為拼音化的典範，反倒開啟了改革柏格理文字的潘朵拉盒子。參與改革的主角是苗族知識分子，這一全新的身分對基督徒菁英而言是陌生的。挾著國家賦予的政治權力，他們在摸索著改革進路的同時，也在學習適應國家的角色扮演，只是可能誰也沒有料想到，對柏格理文字的改革竟然會是一個經歷三代知識分子卻還是無法結束的政治計畫。

自2008年以來，我幾乎訪問了川黔滇三省交界處的主要部落教會，包括阿卯、傈波、諾蘇、拉卡、勒蘇和赫蒙等等，柏格理文字不僅「曾經」而且「一直都」是這些部落教會的共同語言。即使在國民教育普及、宗教政策緊縮等極度不友善的語言與政治形勢下，柏格理文字仍舊持續活躍在部落基督徒的文化舞台，在阿卯教會中還是有著絕對優勢。奇怪的是，柏格理文字卻完全消失在教會以外的公眾視野，取而代之的是通過官方認定的拉丁苗文或者規範苗文；根據阿卯的說法，前者是基督教文字、後者是族群文字，用法不同、功能也不同。

假如故事僅止於此，那麼我們大概很難理解：為何自1950年代以來以優化之名的改革都無法獲得基督徒的認同？為何官方版本的新文字未能夠取代柏格理文字在部落基督教的角色與作用？為何已經有官方認證版本的阿卯苗文，阿卯知識分子卻仍舊持續針對柏格理文字進行改革？截至2019年，我已經收集到幾十種柏格理文字的改革方案，顯示儘管這些方案幾乎沒有被推廣的可能性，卻仍不斷受到強烈關注。這些讓人難以消化的文字田野實況，顯示柏格理文字對阿卯苗族的重要性超出基督教的意義範疇。

由此衍生兩個問題：一方面，宣教文字的政治潛力能夠某種程度上決定部落基督徒主體所能實現的政治未來，那麼柏格理文字的持續存在是否也意味著部落基督教能夠保有一個相對不被「中國化」的存在空間？另一方面，基督教文字與族群文字的領域化現象，是否意味著部落基督教，被理所當然地排除在當代民族國家族群政治的場域之外？果真如此，柏格理文字可能從宣教文字蛻變成為族群文字嗎？

這項研究對改革計畫的關注，凸顯文字塑造主體的政治潛力。我從意識形態交涉的角度區分兩種改革模式：第一種是「互斥」模式的改革，指的是在不挑戰基督教文字的前提下，創制能夠指涉族群性的新文字，即1950年代發生在石門坎教區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當時的阿卯基督徒知識分子很清楚地區分基督教與苗族，柏格理文字是基督教專用，拉丁苗文則是苗族的共同文字，這場新文字運動後來演變成苗族自治運動，卻也因這場運動導致阿卯苗族知識分子成了反右運動的重點打擊對象。

第二種是「綁架」模式的改革，指的是用族群文字的意識形態綁架宣教文字，通過意識形態工程將柏格理文字轉化成為族群文字，指在改革開放後的滇北阿卯社區，從平反「老苗文」「文字規範化」到「苗文建設」，文字改革的政治行動與「去基督教化」運動緊密結合，成就了一個屬於他們的俗世運動。

從宣教文字到族群文字的改革政治，揭露在中國語境下族群政治的隱晦現實。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一種不與任何特定宗教（包括基督教）相連的世俗國家，因此阿卯苗族的政治未來必然是去基督教的。儘管柏格理文字不可能像韓森文字一樣啟發緬甸克欽人的獨立運動，但三代阿卯苗族知識分子不放棄的改革與阿卯基督徒不放棄的堅持，恰恰反映他們持續不斷地的政治追求，以及對自身成為主體的政治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