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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家得知中研院以及各大學中文系，居然能夠為了《易經》而容納一名員額進行研究與教學工作，大概會感到不可思議：難道高等研究機構在鼓勵占卜算命嗎？那麼要不要乾脆繼續聘請紫微斗數、風水、八字、面相等等專長的人員呢？這是高等研究機構應該作的事嗎？

事實上，《易經》之所以成為一門高等學術，原因在於其屬於儒家傳統的五經之一。自中國的先秦戰國時代，儒者努力呈現《易經》中有關天人相應之啟發、進德修業之教誨的一面，使其作為一部哲理之書而被經典化，宣揚憂患戒慎、居安思危、順應變化、剛健篤實、不可自滿等道德綱領。其後在漢代以來，隨著儒家經書受官方扶持，《易經》也更加取得穩固的地位，且擁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浸潤至各種文化領域，甚至跨越國境，在東亞地域廣泛流傳。

即便今日已非傳統經學與國家體制密切結合的時代，《易經》仍常被視作東方哲理思想的代表之一，以及眾人希望從中得到處世智慧的典籍。《易經》相關的學術研究，即是在探討其成書過程、各種版本流傳之情形、眾多學者累積起來的哲理發揮義涵，以及從各文化領域中可見的影響結果。

另一方面，《易經》的成立，從一開始就和占卜文化脫不了關係。《禮記‧曲禮上》談到：「龜為卜，策為筮」，相對於以燒灼龜殼，觀察裂痕為占的「卜」，操作蓍草，得出數字為占的方式稱作「筮」，《易經》即是以筮的形式為掌握專門技術之人所用，成為君主、貴族的行事吉凶判斷依據之一。《史記‧龜策列傳》說：「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這段話不僅談到占卜在古代政治決策中的角色，也指出相關行為並非某民族所獨有，而是一普遍的文化現象。但是重要的是，《易經》占卜畢竟不僅僅只是古代預測技術不發達的迷信產物，此原本屬於上層階級之技術，自先秦時代開始便已經歷種種變化，走向普羅大眾所處的社會，從而一路綿延至今，未曾衰退。

究竟是什麼力量使得當代的我們都無可避免地生活在有《易經》占卜文化的世界中？或許原因就在於，千百年來締造《易》占靈驗紀錄者不乏其人。僅就正史而論，《三國志》即記載吳國的虞翻於呂蒙攻打荊州時，透過《易》占準確預言關羽「不出二日，必當斷頭」。《北齊書》記載當時的知名占者趙輔和，曾遇有人請另外一位占者幫忙卜問父親病情發展如何，得到六十四卦中非常好的泰卦（即為現代三陽開泰、否極泰來等成語的典故來源），因此被告知病情將好轉。但趙輔和獨發異論，認為此情境下，泰卦卦象含有父親入土之象徵，故命不久矣。其後果然應驗。

不只在《易經》的發源地中國如此，接受《易經》傳播的地域亦然。以日本為例，十八世紀的新井白蛾以擅長《易》占，多有靈驗事蹟而聞名於當時，至今日本一般的《易經》占卜方式仍受其影響。

圖說：日本儒者新井白蛾《易學小筌》書影。此書於1754年出版，在當時的日本十分暢銷。（來源：日本國文學資料館「国書データベース」資料庫）

近代亦有高島嘉右衛門（高島吞象），廣泛為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的眾人進行《易》占，從而整理生平占例而成《高島易斷》一書，影響後世深遠。最值得一提的是，該書記載了甲午戰爭（在日本稱為日清戰爭）爆發前後共五個相關占例。其實當時中國的艦隊實力其實在日本之上，日本官方對於能否戰勝並無信心，便有政府官員請高島進行占問，結果在歷次占問中均顯示日本將會戰勝，且歐洲列強不會趁隙而入，從而對日本政府安定人心、積極應戰產生相當的影響。可以說《易經》占卜參與了近代東亞的大變局也不為過。這些史料上記載的神奇事蹟，堪稱《易》占文化從未衰退的重要因素。

然而，《易》占文化當然並非盡屬正面，可以想見不少人一想到《易經》，聯想到的就是迷信與詐騙。畢竟，占卜在本質上是一種巫術交感思維的產物，不論是以何種道具操作占卜，皆不可能以當今物理學框架驗證該道具如何可證成與某現象（占問所得或未來應驗之結果）之間的因果連結。每一次的占卜應驗，皆無法證明不是單純臆測猜中而已；過往史料上的神奇事蹟記載，亦不能排除包含傳播者加油添醋的結果。因此若說《易》占是迷信，亦不無道理。而更重要的是，不論何種占卜方式，千百年來總有數不盡的神棍術士廁身其中，不學無術，靠欺詐與恐嚇世人牟利，乃至大規模地騙財騙色。國內時常發生打著《易經》招牌遂行詐騙的事件，至今仍常看到相關新聞出現，恐怕任一案例都不會是最後一例。也因此不難理解為何歷代有眾多儒者、學者試圖淡化《易經》在占卜這一面的色彩，以及為何《易經》的這一面仍容易引起人們的戒心。

儘管如此，可以預期的是，我們的現在與未來，依然會處在有《易經》占卜文化的世界中。如今在各媒體、書店、各類實體與線上課程、命理產業等等場域，我們依然會看到《易經》強烈的存在感，此趨勢從未改變。理性上，包含《易》占在內的占卜都屬於物理學上無法證成的巫術交感思維，但從臺灣相對於全世界獨特的「乖乖文化」可知，再怎麼科技導向的場所，都可看到巫術交感思維的作用，人類社會的運作並非只靠理性與邏輯而自足。因此也可以說抨擊其為「迷信」，不會讓《易》占文化消失。

此外，再多詐騙事件的出現，都擋不了眾多占卜名師的曝光流量，以及人們追求鐵口直斷的占者的心理。追根究柢，原因就在於行為伴隨著需求，需求不減，行為與文化就不會衰退。《易經》和紫微斗數、八字等體系不同，後者論命，綜論人之一生，變數唯在出生時間；前者問事，每一事均可進行一次全新的占卜來尋求答案。對《易》占或各種占卜的需求，當來自於人生在世，總有無限的疑惑、煩惱與徬徨，乃至想要了解未來資訊的慾望。現實世界中並非人人都具備足夠堅強的理性，這種慾望不能一概被批評為只為了滿足私人利益的貪念。占者每天面對眾人的痛苦掙扎與惶惑不安，或許其程度不下於精神科醫生與心理諮商師。正如同生病的人才會去看醫生一樣，有無法解決之疑難的人才會尋求《易經》等占卜方式的幫助。相關詐騙事件眾多，正說明了其得以牟利的途徑在於趁人們徬徨之際，無法冷靜思考的情況下趁虛而入，而這類事件層出不窮，又導因於人們的疑惑、煩惱、徬徨永不斷絕，古今如一。不論是乖乖文化還是《易》占需求，皆根源於此。

圖說：來自美國的「易經禪卡」，將《易經》以塔羅牌形式進行轉化，為《易經》占卜國際化的其中一項表徵。（來源：筆者收藏）

既然如此，我們面對《易》占文化的負面成分，應期待的不是這種文化的消失，因為此絕不可能，相對的應該把重點放在如何健康地、正向地與其共存，宣揚正確的心態，來逐步扭轉產生負面成分的因子。對此，中國南宋朱熹的想法應可作為思想資源來幫助我們思考這個問題。

在歷來有眾多儒者試圖淡化《易經》的占卜用途，更強調其中的道德啟發時，朱熹的特色在於主張應還原《易經》的卜筮之書性質。這並非因為他鼓勵人們單純只把《易經》當作占卜工具，而是他既希望顧及《易經》本質，又試圖提倡一種具備引導人心之功能的占卜觀使然。朱熹認為：「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作甚麼用，皆用得。」也就是說，在他看來《易》占有其積極意義，可讓所有人斷疑，可容納更多情境，此乃《易經》之所以被創造出來的核心關懷。朱熹撰寫了《周易本義》這部流傳至今的書，解釋《易經》中的字句，認為透過占卜得到某一卦某一句，即代表對占者本身的道德教誨，期待占者能積極省思自身的行為，明瞭客觀環境縱會造成利與不利之別，但個人的主動抉擇也是吉凶結果的變因之一。

這種想法引導我們在看待《易經》時，明瞭占斷結果指向人的行為選擇，而非在滿足好奇心後，單純等待宿命來臨，或全然依靠不可測之神靈降福消災並加以崇拜。在此脈絡下，發問者不能抱著被動地等待他人為自己下決定的心態而接觸《易》占，而是要以相應地調整或維持自身行為作為得到答案後的實踐，以免因得到正面答案而怠惰，或是因得到負面答案而自暴自棄。也因此，發問者不能純粹以能否實現、能否獲得某目標為問題內容，而應將自身的行為內省意識融入問題之中，才能使自己的意識與進德修業的《易》教相合，這也等於增強自己心理上的免疫力，減低因單純的貪慾而發問，或是過度期待外在快速幫助而喪失判斷力，從而沉迷迷信或遭受詐騙的可能。這應當是我們生活在有《易經》占卜文化的世界，與之共存時，可抱持的圓融態度。如此一來，《易》占便可以是一個助己助人的工具，從而更發揮正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