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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回想一下今天早餐所吃的食物，大家是否了解這些食物從產地到餐桌所經歷的過程？

誠然，答案取決於各位究竟吃了些什麼。某些人可能對於餐食準備過程的生產、運輸、加工和交換關係等所有細節瞭若執掌，例如：有些人選購社區有機農場所生產的履歷蔬果、認證有機米，或來自尼加拉瓜的道德貿易咖啡。

然而，另一些人可能對於這樣的過程知之甚少，特別當他們消費的是高度加工食物，如盒裝麥片、便利商店蛋堡，或即溶熱巧克力時，這些食物有相當比例是超市或連鎖食品門市銷售的食物商品，而這些食物源於全球工業食物系統，並經過長途跋涉才到達各位的餐桌。

因為全球工業食物系統中介，我們大多數人對於自身所攝取食物的來龍去脈，也就是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旅程所涉及複雜關係存在模糊的認知圖像。換言之，我們對於全球食物系統的認識存在著一種「距離」，而這種「距離」通常但並不總是與食物從農場到餐桌的物理距離相關。植基於物理距離概念的「食物里程」，肇因於人們越來越關心食物跨越全球所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近年來吸引了廣泛關注。一般來說，民眾在歐洲和北美所享用的一盤食物，在被消費前平均旅行了約1,500英里，而臺灣食物消費之「距離」也同樣驚人，例如：臺灣消費者購買的紐西蘭酪梨、奇異果等高品質蔬果，就經過了約5,600英里才從紐西蘭到臺灣。

此外，我們與食物的距離也可能是社會或是政治經濟層面所造成，肇因於我們對於食物相關的社會、環境和經濟關係所知有限而造成某種誤解。這具體表現在我們如何認識（或誤認）食物網絡中不同行動者的社會經濟位置差異：有些人在其中享受其利益，但另一些人則承擔不成比例的成本。例如：如果有人問到2008年所發生的國際大事為何？很多人應該會把焦點放在美國的次貸風暴，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衰退，卻很少有人注意到當時世界銀行（World Bank）頒布的世界銀行食物價格指數（World Bank Food Price Index）所提出的警告：全球平均糧價在2008年遽升了大約60%，主要糧食，例如小米價格成長了約70%、稻米價格成長了約180%、而小麥價格成長了約120%。

世界銀行預估低收入國家，大約有一億人因為糧食價格突然高漲而被迫陷入貧窮與饑荒的困境 （請參閱圖一）。但對於糧價為何短時間內快速上升，學者的研究卻存在歧異。有學者認為糧價攀升是因為全球糧食供需失衡，尤其因為氣候變遷而造成乾旱與糧食欠收，以及石油價格攀升導致生產糧食成本升高，連帶影響糧食價格上升 。然而，也有學者提醒，糧食價格短時間內急速攀升與金融資本投機炒作有關 。無論如何，假使我們對於食物生產到消費過程缺乏全面理解，或是缺乏對於控制這些關鍵資源行動者的基本認識，可預見的是，我們與所消費食物之間的距離將越來越可觀。

圖一：2004年1月至 2011年11月聯合國農糧組織糧價指標。（來源：聯合國農糧組織FAOSTAT）

毛豆農業經濟地理轉移（economic geographical shift）

過去十年，我的研究試圖理解食物或是農食從產地到餐桌的「距離」。作為一位地理學者，我從亞洲區域研究觀點結合質性與量化方法，例如質性田野調查，或者是偏計量的網絡分析與GIS，我試圖理解亞洲食物跨界流動的生產，運輸，以及消費的過程。我透過「食物政權」（food regimes），政治地理，經濟地理等文獻概念化此過程。研究初期，我的研究成果聚焦毛豆（edamame）於亞洲的跨界流動。

毛豆是大豆的未成熟豆莢，也稱為「毛豆莢」或「枝豆」。毛豆在中國南方和東亞國家，如日本，是飲食常見配菜與小吃，通常用水煮後加鹽食用。毛豆富含蛋白質、纖維、維生素和礦物質，是一種營養豐富的食物。但更重要的是，毛豆凸顯了亞洲與全球其他地方的歷史文化差異。同樣是大豆的未成熟豆莢，在歐美往往被農民視為動物飼料（cow food），而在亞洲，毛豆卻被視為「豆食文化」的一部分。身處亞洲的我們很難想像生活裡沒有豆腐，豆漿，或其他豆製品，因此毛豆出現在臺灣便利商店冷凍櫃，臺式日本料理店開胃菜單，或是熱炒店菜單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研究毛豆使我們更近一步了解亞洲區域歷史文化特殊性。

然而，在區域研究（area studies）領域，透過地方或是區域的飲食文化了解特定區域，已經稱不上創新。我轉而關注毛豆農食商品網絡之治理，並探討這樣的治理模式在區域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動態下，如何影響毛豆於亞洲的供給與消費。從196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初期，臺灣是日本毛豆市場的主要出口者（佔約九成的日本進口），而冷凍毛豆從那時起就一直是亞洲最高價值的蔬菜貿易農產品，亞洲內部毛豆貿易佔全球約九成。然而，從1980年代後期到2000年代初期，毛豆的主要生產地轉移到中國大陸廈門漳州、寧波慈溪，以及泰國清邁。

這樣的過程或許可以歸因於毛豆生產者著眼於低廉的勞動與土地，然而，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臺灣毛豆產業重拾競爭力，一直到今天仍是日本毛豆市場的主要供給者。毛豆農業經濟地理轉移（economic geographical shift）成為我的核心研究關懷，而我的主要研究問題是：影響毛豆商品網絡的地理轉移，除了土地，資金，以及勞力等生產要素，還有什麼其他重要驅力？

為了探究這個問題，我透過田野調查與訪談，研究中國毛豆與臺灣毛豆的產銷並比較兩者異同。主要研究發現已經發表在國際期刊。簡言之，臺灣毛豆重拾競爭力得益於Asian postwar food regimes於臺灣兼容日治時期所遺留的農業研發人才以及美國援華農業技術，因此得以在臺灣創設（以及復設）農試所以及亞洲蔬菜中心等研發機構，並培養為數眾多與國際研究水準並駕齊驅的農業科技人才，方才得以研發出新毛豆品種（高雄九號）。該品種毛豆生產力高於其他品種，而且其風味更符合日本市場口味，因此得以大幅提升臺灣毛豆競爭力。此外，高雄九號研發者與研發單位巧妙地透過智慧財產權保護臺灣毛豆品種不被其他競爭者盜用。最後，戰後台灣成為美援農業機械化的研究中心。臺灣毛豆產業成功機械化解決了臺灣農業缺工問題，並縮短生產時間保留外銷毛豆鮮度，進一步提升其品質。

泰國毛豆的崛起

此外，我任職的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多年來積累了深厚的東南亞研究基礎。因此我逐步拓展研究視野到東南亞，關注泰國毛豆業發展。我的發現是，同樣崛起於中國毛豆業去中心化歷程，泰國毛豆業相較於臺灣毛豆業幾乎沒有獲益於農業科技創新。其產業優勢展現在農業契作的組織創新，以及臺灣農業資本透過投資泰國北方清邁區域，連結當地泰籍華人而形成社會網絡。

泰國毛豆契作由該區域大型冷凍食品公司組織，卻賦予泰北農村中間人（village broker）極大自主性，並由這些中間人（或是頭人）針對每個村莊農作特性與氣候土壤條件，組織毛豆生產隊。也就是在這樣的組織彈性下，泰國稻農願意轉作毛豆，並配合毛豆出口季節擴大生產 （請參閱圖二）。與此同時，歷經多年的田野調查，我逐步蒐集到足夠的農民群體樣本，經過適當地篩選後，我將針對泰國北部鄉村社會進行較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調查。

圖二：泰國北部清邁地區毛豆商品網絡。（作者繪圖）

數位化亞洲農食跨界流動

最後，大約十年前開始蓬勃發展的資料科學創新，讓我對於計量方法有了全新的認識。因緣際會下我一方面學習R與Python等開源軟體，一方面修習統計與社會網絡分析等課程，並有機會協助創建就讀博士班的奧勒岡大學地理系的空間分析專業（spatial analysis major）。因此，近期我所進行的Asian regional food regimes研究結合了質性與量化的混合研究法（mixed methods）。

簡單地說，從網絡關係去探究農食貿易，透過各種開源軟體得以進行視覺化與數化網絡行動者之間複雜的多邊關係 （請參閱圖三），而類似這樣的資料處理過程，無論是量化或質性方法都能作出貢獻。我的一部分研究是採用網絡分析的中心性分析以及集群分析。透過分析亞洲食物貿易網絡的中心性，探討亞洲食物流動的重要節點，以及為何這些節點有其重要性。再以GIS應用為例，所謂「地圖」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物件，而是知識建構的一部分，換言之，掌握製圖技術例如GIS，以及地圖之詮釋，某種程度上就掌握地理空間知識重構的力量。

圖三：亞洲蔬菜貿易網絡分析。（作者繪圖）

參考資料

[1] “Global Food Crisis Response Program”： https://www.worldbank.org/en/results/2013/04/11/global-food-crisis-response-program-results-profile

[2] Tadasse, G., Algieri, B., Kalkuhl, M. and Von Braun, J., 2016. Drivers and triggers of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 spikes and volatility. Food price volati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ood security and policy, pp.59-82.

[3] Field, S., 2016.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food and the 2008–2011 food price spik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8(11), pp.2272-2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