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科學生涯最深遠的，首推「居禮夫人傳」。從這本傳記中，我明確地了解 到一個科學家的生活也可以是美麗而充滿理想的。
然而，初轉學之際，本地的學生對我這個三�G仔不太和氣，他們對外來的小孩 也存有極大的排斥感。為此，我曾氣慎自己為什麼和別人不同，氣慎父母為什麼 把我送進日本人的小學。當時，我因年幼尚無法完全領會父母親愛護子女的一番 苦心，但民族意識卻早已在我年幼的心靈中產生極大的衝擊。如今回想起來，此 一衝擊應該來自兩方面，一個是民族意識及文化觀念上的變遷，另一個則是社會 制度的劇烈變動。
光復之初，隨中國而來的各種嶄新觀念、學說與知識，以及其所引起的蓬勃活 躍的思想生活，刺激著整個社會；但在另一方面，貧窮且落後的祖國、令人失望 的物質生活以及中國人歷來東亞病夫的形象等等問題，對我幼小的心靈也帶來極 大的震憾。這些經驗總括了對整個社會制度劇烈變遷的徬徨，和個人民族自尊、 自傲的受挫。我想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成長經驗，當時許多人必定也有和我相似 的感受。
還記得幼時放學回家，把書包往桌上一甩，便溜出去和�琠~的小孩子們玩耍， 一直要到其它的小朋友為我通風報信，才趕在父親回家之前，滿頭大汗地衝到桌 前作功課。因此父親每次看到我都是在埋頭苦幹，而不知道其實我已經在外面野 了大半天。
小學五年級時，我當選為少棒選手，代表學校參加棒球比賽；六年級時又代表 全校參加桌球比賽，還獲得了全省冠軍。這一切常使父母親納悶、驚訝：這小孩 兒整天唸書，如何學會這些的呢﹖總之，我的童年很平凡，和一般人並無二樣， 可以說我只是一個極其平凡而好動的小孩子而已。
這個信念對於我一生的理想與抱負極具影響，因為我從此了解到人當勤奮努力 ，才能改善國家貧窮落後的現狀；同時，也體認到要把中國從東亞病夫變成數一 數二的世界強國，也是十分有可能的。但是，這需要每一個人的努力，也就是說 ，身為中國人的每一個青年，都肩負著這個責任。
想來我幼年早熟的心靈與深刻的思想，絕對與社會變遷有關連。這與國內青少 年在目前的社會制度、教育制度與聯考功利主義壓迫下，萎縮而不成熟的心靈是 大不相同的。
除了社會變遷導致我心靈早熟之外，日本文化大撤退、台灣文化的真空以及新 文化的刺激等，都使得當時青少年的思想分外地活躍。新文化的刺激包括了五四 運動新文化的思想，日本戰後一批有良心的科學家們所提倡的反軍國主義思想， 以及社會主義的思想等等。其中對我影響較深的首推五四運動中要以賽先生(科學 SCIENCE)和德先生(民主DEMOCRACY)救國的思想。換言之民主與科學可以說是我幼 年的理想。
及至年齡稍長，思想漸趨成熟後，便常捫心自問－我能作什麼﹖我如何才能有 所貢獻﹖我對自然科學較有興趣，也自認可以做得比較好，於是便立志要以科學 救國。這個理想與目標，可以說早在初中時代，便深植我心，驅使著我不斷前進 。初一的時候，班導師蘇森鋪先生要求班上每一個學生寫一篇自傳。當時，天真 的我寫出要當一個偉大的科學家的抱負。記得蘇老師發回文章時曾鼓勵我說：「 你很有希望。」至今，我還不太了解蘇老師是鼓勵我文章寫得很有希望呢﹖還是 這個願望很有希望﹖總之，我是很有希望的。
由於在家養病的那段日子裏整日躺在床上，無所事事，胡思亂想－－想到自己 、想到將來、想到國家、社會以及周圍的一切一切，想到如果今後我能再和一般 人一樣地健康、活潑、為所欲為，我將如何改善自己﹖又將如何彌補失去歲月的 空虛以及把握自己未來的明天﹖想著想著，我得到了許多新的領悟，使我對生活 的態度一反往日的嬉樂而日趨認真。在那之後，我相信自己對周遭事物之所以感 受特別深刻，與那段蟄伏時光有著非常大的關連。
年輕時代，我喜歡屠格涅夫的作品，很讚賞他的虛無主義；對於羅曼羅蘭所著 「約翰克利斯多夫」亦留有較深刻的印象，感動也深。到目前我仍記得那本書開 卷的第一句話：「真正的英雄不是沒有卑賤的情操，而是永不會被卑賤的情操所 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沒有黑暗的時候，而是不會被黑暗所湮沒。」誠如我早先 所提到的，臥病在家休養的日子使我深深地體會到遭受波折是人生旅程中必須經 歷而無法避免的。可貴的是，如何從失敗挫折中，從晦暗悲觀與困難逆境中，尋 回對生命與生活的熱望。
記得在大學時代，我住在台大第八宿舍，當時同宿舍從新竹一同北上求學的同 學很多，大夥兒同辦伙食，成績斐然，甚至吸引了許多第七宿舍的同學搭伙。而 這完全是大家犧牲自己的時間，同心協力辛勞換來的成果，為此大學畢業時，還 被學校當局嘉獎了一次呢。
說這個例子，是要指陳，當時像我一樣有理想、有熱情的年輕朋友是很多的， 而成功也往往要靠多數人的共同努力才能達成。
還記得中學時，大我五歲的哥哥是學生自治會的會長，學生自治會自動自發地 辦了許多課外活動，如班際球賽、文藝、話劇等，我也參與不少。當時正逢大陸 落入共黨手裏之際，臺灣的教育當局為防止學生們鬧學潮，於是採取嚴格的管制 ，增加了一條「星期六下午要上課」的新規定。這項規定是我中學時代最痛恨的 事，為的是星期六下午原本是同學聚在一起練練球、討論學術問題等自由活動的 時間，性質和星期假日不同。而星期六下午上課的規定，無疑地妨礙了年輕人自 由討論的機會和風氣，也扼殺了年輕人個人興趣與人格的發展。
高三的時候，我擔任班長，便常趁星期六下午最後一堂美術課，帶全班同學一 起溜去爬山，往往到了降旗典禮，還不見歸來。訓導長見不到整班的學生，也弄 不清楚學生們是還沒下課呢﹖亦或另有原因。總之，在訓導長心目中，我是一個 丙等生，倒是我的班導師彭商育先生對我則頗為賞識。有一回，很晚的時候在學 校碰到一位年輕的老師，我問他，為什麼這麼晚才出來﹖他回答：「還不都是為 了你！學期末打操行分數，訓導長認為你該得丙等，偏偏你的導師堅持給你甲等 ，害得我們花了好多時間討論這件事情。」結果，我還是拿了甲等操行分數。
初上大學時，我選的是化工系，這是父母的期望與自己興趣妥協下的選擇。
說來有趣，高中時代我成績不錯，保送臺大醫科，但我卻決定參加考試。父母 親一直擔心，怕我考不上；另外，因為我作事向來仔細認真，母親總是惦念我做 事慢條斯理，到大學去如何跟得上人家﹖她常說：「你這樣慢吞吞，作鬼也搶不 到銀紙哪！」當然啦，做父母的總是為自己的子女擔憂，我常回嘴：「如果有一 天我沒考上大學的話，您應該高興才對；因為您的兒子非常用功，也相當聰明。 如果他還考不上大學，便表示臺灣有一千個比您兒子更優秀的人才，這是一件值 得高興的事，您應該為此高興才對。」
總而言之，我年輕時代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前進思想，是促使我不斷努力工作 的原動力；而「科學救國」的抱負，則是我選擇的途徑。當然；推動一個人的力 量總不會太單純，除了個人不服輸的精神、光復初期民族意識的認同、及出國之 後民族自尊的自我肯定等，都是促使我不斷求取進步的因素。人與生俱來追求名 利的慾望絕非推動我前進的主要力量。但是，話說回來，科學研究是為造福全人 類的，並不宜侷限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或任何特定的範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