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8.01
遠哲前些時因公出國，返國翌日(7月30日)才有機會拜讀7月25日《聯合報》評述政改與教改的社論。最近媒體討論教改成敗的言論雖然成篇累牘，但理性冷靜分析的少，一窩蜂似是而非的多。遠哲因公務繁劇，本無意加入這場激情卻失焦的論戰，惟《聯合報》此則社論舉例論證不盡公允，恐有誤導社會認知之嫌，不得不在此略加澄清。
中央研究院院長是特任官，遠哲忝任此職，主要憑藉的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推舉，總統任命僅為合法性的形式要件，並非正當性的主要來源，因此在遠哲看來，院長一職作為知識份子群體代表之意義尚在政府特任官職位之上。知識份子是社會良心的主要防線，十年來遠哲社會參與極深，正是本於知識份子社會改造之責，參與教育改革事務只是其中一端。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成立於民國83年9月21日，首倡其議者為當時的教育部長郭為藩先生。繼而由行政院院長連戰先生邀請遠哲出任該委員會的召集人。委員會成員共三十一人，廣邀社會人士與教育學者專家參加，歷時兩年，召開全體委員會議34次(原定每月一次)，分組委員會議161次，在全省與各地教師、家長、社會人士舉行座談會、說明會、研究會的次數，只能用不計其數形容。經過長時間的討論，綜合整理各方正反意見，先後向行政院提出四次分期諮議報告書，最後於民國85年12月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然後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結束階段性任務。
委員會的成員在研擬教育改革大計的過程中，是以踐履社會責任的心情兢兢業業工作，風塵僕僕，在全省奔波了兩年，如今事過境遷，竟被誣指為享受權力的「被籠絡知識菁英」，實在不知從何說起。不少人以「體制外」的負面眼光看待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殊不知之所以需要「體制外」的委員會，正源於體制內的運轉機制一時無法解決問題，而且此體制外之機制，仍需體制本身的合法授權，待階段性任務告終，即需回歸體制正軌。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結束後，行政院根據教改諮議報告書，據以檢討釐定政策，交付各權責部會具體執行教育改革，其中負責教改執行的主體是教育部的教育改革推動委員會，?非如《聯合報》社論所言遠哲「在體制外主導教改」。
中央研究院直隸於總統府，總統是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唯一直屬上司，無論任何人擔任總統，中央研究院院長都需基於體制與行政倫理，對總統維持尊重與服從，但不應因此過度放大總統與院長之間的關係。《聯合報》社論有關總統與院長關係的臆測，失之牽強附會，正反映了台灣社會泛政治化的通病。921震災發生之後，當時的行政院院長蕭萬長先生委請遠哲邀請一些民間專家學者與社會人士組織「災後重建民間諮詢團」，這是一個為期甚短提供建言的純民間義務組織，對當時千頭萬緒的重建工作如何安排，以民間的立場提供意見。「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全盟)則是一百多個民間社會團體在921地震初期，因發現社會的愛心與協助救難、重建的資源無法有效的整合運用，遂自動發起組織，以謀補救，承各社團代表厚愛，推舉遠哲為召集人，另設有委員會定期研商對策，執行長負責實際業務。此一聯盟運作兩年，依賴民間自有的少數資源，在災後重建的初期對於安定災區社會心理、規劃重建方向、提供重建區民間社團早期的重建資源方面有相當多的貢獻。921地震距今尚不足四年，只要溫習當時的文獻報導，即可將事實重建，《聯合報》社論竟錯將遠哲之參與全盟說成是李登輝前總統之任命，把一件單純的社會參與誤認為是政治力操控下的行為，並以後見之明認為此舉乃是為了替國民黨政權療治傷口，實在令人遺憾。
任意以自由聯想將政治力無限上綱的結果是，連實施建構式數學的教學責任問題都推給「李登輝＋李遠哲的民粹威勢」。前面已經說過，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規劃教育改革大計的歷程是民主的，一點也不民粹。我們虛心向各界— 包括教師和家長 —求教，何民粹之有？民粹是與威權（選舉手段操弄下的威權）分不開的。教改會的成員眾多，亦無由民粹起。教改會結束後，我們並沒有「主導教改」的憑藉，建構式數學就是最好的例子。讓遠哲在這裡清楚說明：建構式數學最早是民國82年國小新課程標準公佈時正式引入的，當時遠哲尚未回國任職；民國83年遠哲開始參與教改會，民國85年8月吳京教育部長任內開始實施，85年12月教改會完成「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其中雖然建議應該改革課程與教學，但從無一語提及是否應該實施建構式數學教學法。可惜在《聯合報》憑空建構的敘述中，卻變成政治力操弄下的「李登輝＋李遠哲的民粹威勢」，使「二百餘萬學生，四百餘萬家長及十數萬教育工作者的嘴巴完全封住」，以致長達六年不敢反對建構式數學。這樣的言論誠然聳動，卻完全背離事實；這樣的指責，對教改會的所有委員也極不公平。
教改也好，政改也好，都不是某人或少數人就能決定其成敗的，很不幸的是，我們的社會太注重政治與選舉，太少關心社會與文化，有些事甚至以訛傳訛，積非成是。顯然，要建立一個多元價值並存，並能夠理性思辯的開放社會，還有待大家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