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榮幸能夠來這裏和各位分享一些有關「如何引導年輕研究者」的想法。金傳春教授很熱心，自從我回國後，在台灣所有的大學中，她對我的指教最多。今天金教授希望我能談談如何激發學生研究的動力。金教授覺得台大學生的缺點是「要在短期內有成就，才能往前走」，等下我要記得她交辦的事情。因為金教授要我針對研究生的培養談話，我以為是要和她的二十幾個研究生談些問題，沒想到今天有這麼多大師、很有成就的人在此，我覺得有點為難，因為我該向他們學習，不該在此班門弄斧。
從小養成動手做的實驗精神我過去三十二年在美國的大學真正的工作是培養研究生，從 1968 年開始當教授，在芝加哥及柏克萊的 26 年裏，所從事的工作都是和研究生在一起的，最欣慰的是對培養下一代科學家有些貢獻。我是化學物理領域的教授，你們若到美國各大學去訪問，常會遇到我的學生，若問說那個實驗室培養最多化學物理的教授，答案一定說是我的實驗室。孔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培養下一代，我是花了些心血。
另外一件我覺得自豪的是，美國化學物理的女教授很少，其中做的較好的、較有名的，有很多都是我的學生，包括有位 MIT 的女教授，明年將會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還有一些在馬利蘭大學及加州大學等名校的女教授，也是我的學生。我很幸運的，世界上有很多能幹的人到我的實驗室工作，若有人問我為什麼我的實驗室有較多的女教授，因為我一直相信女同學絕不比男同學差。這信念很重要，這信念和我的努力幫她們的忙，能在學術界上有所成就。
記得以前每年九月，總會有很多的年輕學生來到加州大學，有的想研究化學物理的學生，對我的題目很感興趣，就會來和我討論幾次可能的研究題目。每年我都收二至四位學生，剛開始時，這些學生總是要我告訴他們怎麼做，用什麼方法做。而我總是老實地告訴他們，如果我知道要怎麼做、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早就做了，這些問題不會留到今天給你。因為我們各大學做的較好的教授，真的是走在知識的最前面，每天都在推動知識的前進。對於未知世界的探索，可能知道該怎麼走，但並不清楚應怎麼做。
新的研究生剛到研究院時，是需要有些調適的時間，要認識自己要做的研究工作是會有很大的疑難，因為我們是要去未知的世界走出一條路。面對新的同學，我總是告訴他們，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做，但是我不確定是否是最好的方法。大半的同學都覺得很奇怪，到好大學、跟好教授做題目，但剛開始時卻什麼都不懂，這其實是常發生的事情。我以前每次和我的指導教授討論，教授所能提供的也很有限，有些提供的也不是很好的構想，甚至根本理念有錯。研究生將會看到自己和教授一起走入未知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教師可能懂的不會比研究生多，但在其他方面則不然，教授經常知道以前為什麼沒有走通，以後要怎麼走，而這種經驗在研究的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每年研究所開學時，我都會感到大學部的教育和研究所的教育有很大的脫節。最大的原因是明明我們對世界的知識很有限，人類到現在也還是無知的，僅管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有滿腦袋的學問，但對地球上所發生的事情的瞭解，只是一小部分。當中學的老師們急急忙忙的把人類已知的知識傳授給學生時，應告訴學生還有許多是未知的，說那些事情是需要探討的。因為很多研究生習慣接受人類累積的知識，以為我們所學到的東西是相當完美的或人類的知識是很多的，會忽略以前所學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在中、小學教小孩時，應以好奇、探討為原則來帶動學習，才是對的教學方法。若是在學校時只有灌輸，即使小孩是天生的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以為該知道的已都知道了，好奇心就沒有了。經過小學、中學、大學時，到研究所時，探知的動力已被磨損殆盡了。
前兩年，我曾經因為擔任教改會召集人的工作而到全省各地作巡迴演講，這些演講的內容，多是針對國中、國小的義務教育而講的。在演講中，我常提到教育改革要政府解除對教育過多的管制，學校要能自主，真正要改的目的是要把每位學生培養上來。我們目前的教學，只有一個方向，一個進度，會造成有些學生跟不上，以為自己這裏不行、那裏不行，而失去前進的力量。
我們在台灣的教育工作，常常沒有把「教育」和「訓練」這兩件事分開，教育是教一個人學做人、學待人處事，是要學解決未來的問題。若是要訓練一個技術工人，則要重覆訓練。比如說做腳踏車，相同的時間內，熟練的人可以做六部腳踏車，不熟的人只能做一部，前者的生產力是後者的六倍。訓練是已知要如何做的，做的更快，但在求學的過程中，有很多時候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比如說若是我今天要講的內容是分子碰撞、角動量、散射角度，我可以講的很清楚，你們也會瞭解。但若我出些習題給你們做，有些乖巧的人，可能很快會把習題做出，有些人可能要很久，還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沒有搞通。但較快懂的人，也許成績、分數較高，但不表示科學研究能力較強。
就如同在我們受教育的過程中，光是懂沒用，不能快則考不好。我們不是讓學生了解自然現象或是教導他們如何去探求學問，而是給他們很多題目回家操練。若是做過、有印象的題目，則會考的很好，否則考不好。從國小起，學生都是在學校受考試訓練，不是受教育。學校在訓練學生以最快的速度解答，而這些問題都是人類已經解決的問題，要學做的快，實在沒什麼了不起。
我認識一位大學教授，他的小孩很聰明，所有的問題都會解，但在台灣的國民中學裏，卻是位後段班的學生，因為考試時，解題太慢。另外有一位教授的小孩也是後段班的學生，到了美國後卻成為高材生，老師每天稱讚他。這是因為我們不重視教育而只重視訓練。在座可能有很多人是如此被折磨過來的，若到了研究生還不改過來的話，尤其想要做一個科學家，前途會很暗淡。「教育」和「訓練」的差別，在研究生的階段特別重要。
我上個月到埔里，碰到雕塑家朱銘。我問他「朱老啊！你這麼有名，是怎麼學來的？」他很不高興的說「我跟楊英風學雕塑，楊英風說我可以跟他學，但不要學太多，要完全學他的話，頂多最後和他一樣。」這時朱老反問我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學來的嗎？」我說：「當然不是，他是摸索出來的。」朱老說：「就是這樣，我不是學來的，我是修練出來的。」我們科學家每天都走在未知的世界裏，每天只是拼命做，是走不到那裏去的。要像朱銘一樣，每天要不斷的探求，才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如果只是一天到晚努力學習而不努力思索，永遠是在人家後面一步。要在未知世界，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則不但要學，還要不斷修練。
我在 1967 年到 68 年間曾在哈佛和賀胥巴哈 (Herschbach) 教授一起做研究工作。在 1971 年時，我到芝加哥學教書，賀胥巴哈教授來芝加哥大學講演。當時有感而發的告訴我：「遠哲，你們六Ο年代時，做科學研究的動機是熱情，但現在七Ο年代的學生，把它當作一個工作看待。」他一直看著我，表示很懷念在六七、六八兩年我們共同擁有的好日子，而覺得現在的學生已遠不如以前。但我告訴他，我到芝加哥大學之後，發現這裏的學生也都非常努力。即使到了 1974 年，我到柏克萊之後，我的學生也都很努力，他們都日以繼夜的做研究。
有位柏克萊的希柏格 (Seaborg) 教授告訴我，在我搬到 Lawrence Berkeley Building 78 之前，下午五點鐘，所有的燈就暗了。而我到了之後，每天晚間燈火通明，學校有了新氣象。因為我對科學是滿懷熱誠的，學生跟著我做。而希柏格教授晚上不回實驗室、週末也不來，他的學生也不會回去。過了幾年後，我去德國拜訪一個研究所，有位教授也對我說類似的話。說他的學生每次休假回來，第二天就討論下次去那裏休假，也許他應要把他的研究經費給我，因為我在美國這麼努力。我告訴他，如果你常常在實驗室，學生就不會一直在計畫下次的旅行到那裏去，而是計畫下一個實驗是怎麼做的。若是教授保有年輕時的熱誠，想必學生會跟著走的。所以當很多老師說一代不如一代時，該檢討自己是否變老了，是否花較少的時間在做科學研究，若每天在未知的世界奔波探討的話，我想還是會有很多年輕人跟著一道走的。以身作則，學生不但會跟著你，有時會跑的更快。
此外，我們應多鼓勵學生，讓他們有信心努力往前，千萬不能如我們在國小或國中時一樣，所有的教導只有一個進度，一個方向。老師一直說你這個不會，那個不會，一直說你不行，你不行。學校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地方，而非一個失敗的地方。學生要成功才會往前走，這在設計題目給研究生時即要注意，因為研究生在四、五年之內要離開，若頭幾年沒有結果，很容易失去信心，讀不下去的。英國的情形就常是如此，因為英國的學校獎學金只有三年，時間到了，給學位就走。我曾收了一位英國牛津大學的學生，他有很好的推薦信，也非常聰明，但他以前的論文題目做不出來。我因為知道他沒有成功的經驗，馬上設計一個實驗，讓他有成功的信心。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常需要幫助，特別在最困難的時候，更要提他一把。
我在美國努力那麼多年，也不知自己做對了什麼或做錯了什麼。只是看到很多學生滿懷熱誠進來，滿懷熱誠出去。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位挪威來的物理系學生，在博士論文之中對我表達感謝之意，而對物理系的指導教授，只提寥寥數語。他說他在我的實驗室裏，能儘情享受研究科學的熱情，並經常和大家一起討論。教授能常和學生在一起，關懷他們、一起討論是很重要的。
對於我們不知的未來世界，在和學生摸索、討論的過程中也不一定能解決。但若是教授耐心聽，指出問題，老師和同學都可以學到不少事情。重要的是，一起做科學研究是很有趣的。學生剛開始時，常提出一些很笨、不合理的問題，經過幾次解說後，就慢慢地提出很好的問題，變的很能幹。啟發學生比指導學生方向更重要的。
我最不喜歡看到有些老師把學生當成廉價勞工，常要學生做很多事。在英明教授的領導下，可能學生可發表很多文章，為指導教授解決了一些問題，但很可能沒有學到什麼。我一定會讓我的學生有主導的機會，而不是我的一雙手去推動我自己的工作。每次教授要學生做一件事，都應以身設想，是否自己願意花這麼多時間如此做。當然若是學生自己願意做的，有自己的構想，又是另當別論。
此外，要培養學生就要有責任為學生營造很好的研究環境。所謂好的環境包括大環境及小環境，大環境是一個大學、一個學院的環境，小環境則是一個研究室的風氣。我到過美國很多大學，每次講到芝加哥大學，都很懷念。因為該校不大，教授之間很多討論。在創校時，洛克斐勒先生就說這是所研究大學，教授不但要教書，也要做研究。每年三個學期，總有一個學期可以不教書，專心做研究。每個教授中午都在教授餐廳吃飯，彼此常常有很多各種學科的討論及活動，感覺這是個學者的社區。
而到了柏克萊的化學系時，規模很大，什麼都有，但也因此減少和別的教授溝通、互動的機會。對一個研究室來說，研究生之間要如何坐在一起討論，把自己的困難講出來，也從別人學到一些東西，是教授很大的責任。此外，一個教授在收了研究生之後，也應負起營造一個環境，讓研究生可以有毫無牽掛地做研究，這包括有足夠的錢可以解決衣食住行的需要，但不要有太多錢去煩惱要如何花。也就是說，收入可以到吃住都沒問題，但不能到每星期都去聽歌劇。
此外，我們要讓年輕人多接觸學術上有成就的人，並和他們討論學問。如此可以打開年輕人的眼界，並知道有成就的人在想什麼、有什麼遠見？為什麼他們有那麼大的成就？年輕人一定會發現，即使很有成就的人，談了之後，也覺得不怎麼樣。如果自己努力的話，一定可以做的比他們好，這也是和名人接觸的另一優點。
在過去幾年內，有些美國的教授朋友告訴我，他的大陸學生好高鶩遠，常要做些艱深的題目，以為解決這些問題，就可以得諾貝爾獎。這些學生不了解科學研究的能力是一步步學來的，研究的題目不是圖書館找的，是教授根據以往經驗所得的題目，若學生覺得那個教授的題目有趣，則跟該教授做論文。事實上，我們科學所知道的很有限，每個人在研究中，會發現奇妙不能解釋的現象，往往成為以後的題目，這些題目剛開始是從年長的人得到的，但年輕人慢慢地就知道如何解決。
學生好高鶩遠不是研究科學的好習慣。有時候，有的學生也很狂妄。記得我在台大化學大二時，常和台大物理系的學生談世界上許多還沒有解決的理論。不懂為什麼愛因斯坦這麼聰明，還不能解決地心引力、電磁場、強力弱力的一些問題，把力、場從更根本的方向統一起來。我也曾買了很多相關書籍，想解決許多愛因斯坦不能解決的問題。對於好高鶩遠的學生，教授應指導其先從根本了解，發覺有些路不是此時能做到的，很多的成就是一輩子的努力，是一步步的走上去的。好比從這裏到二樓，要一步步走樓梯上去，若要一步跳上去，可能要跳一輩子也跳不上去。
我總覺得世界上，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不一定要那麼多。每一萬個人中，有三、四十個人做就夠了，如此社會的負擔也差不多。還有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做研究工作，不能鼓勵每個人都從事研究工作，或以為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不錯。更因為研究工作的職位空缺是有限的，不能盲目的要研究生做研究，把每個研究生當作將來要做研究工作的人。
我國每年增加約二千個博士，包括有一千兩百位從國外回來及八百位國內的博士。不應是每個博士都做研究，很多人可以投入實務工作或是生產界，學的技能也可以對社會做出貢獻。如教育界國小、國中之老師，政府界的環保工作等等也都很好。真正研究工作人員，應是真的對研究有興趣的人，讓這些人可以沒有失去工作的憂慮。
有一年輕人說他小時候原本父母親因為家庭環境不好，要把他送給別人養。但他為了可以留在自己的家中，向父母親說「我可以不吃飯，喝水就好，不要把我送給別人。」後來他母親也因此沒有把他送給別人。要享受自己的人生，則要找自己喜歡的工作，錢賺少一點沒有關係，沒有飯吃的時候，喝水就好。因為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則會努力的做，努力做則會有些成就，有成就會受到鼓勵，就會有成就感及滿足感，這是人生最有趣的事。所以只有真正熱愛科學及喜愛科學的人，才需要從事研究工作。若是國中國小教育能如此的教育孩子，不要鼓勵所有的孩子只重視智育及升學，則真正做研究的人可能越來越少。
有個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在得獎時說，學校對我很好，給我做研究，給我錢，又給我好學生。我的一輩子渡過了很興奮、很快樂的日子，再也沒有什麼比做研究更高興的事。對於真正對科學工作有興趣，而且又能做出貢獻的人，從事研究工作，在人類未知的社會走出一條路的，也如同在原始森林中漫步、探索一樣，是那麼的有趣、值得的。
金傳春教授給我的問題我應該已經都回答了。謝謝各位。
答 1：若是看到老師有不太合理的事，應用寬廣的心懷向老師說。我想若是抱著好意，應是可以合理解決的。其實學生比較年輕，有時吃點虧也沒有關係，不要斤斤計較。我以前在柏克萊做博士後時，指導教授遠在英國，我自己做了一個離子碰撞的儀器。後來他在發表文章時，作者中居然沒有我的名字，他只感謝我做了儀器。我並沒有責怪他，因為我覺得我以後會做的比他更好。後來我到柏克萊教書時，他病了，每個禮拜送他去看病的，還是我。，我並沒有責怪他，很多人有時是會自私的，但希望你們能做的比他更偉大。
答 2：社會的功利是因為某些社會條件產生的。我記得在參加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會議時，討論到有關護士的薪水問題。根據以往的薪制，一個高學位的人所得的錢一輩子都較低學位且有很好經驗的人多，難怪家長重視文憑。以往的社會風氣在威權統治下太久了，總是有很多永遠無法消除的階級關念存在。現在在民主社會中，人人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是一票，有人是護士，有人是醫師，每個人做的事不一樣，但每個人都值得尊敬，沒有高低階級之分。
一個人若是可以為一個單位把自己的工作做的很好，就是一個偉大的人。一個人在退休時，若是別人能看到因為他的努力而得到的好結果，就會對他心存感謝，感到他的偉大。我們覺得母親很偉大，並不是因為母親是最有成就或是最有學問的人，是因為她對於我們在生長過程中的貢獻很大。所以真正在自己崗位努力而做出貢獻的人，就是偉大的人。目前的小孩若立志要當廚師，應是要受到鼓勵而不是沒有出息的，因為廚師也可以造福社會，照顧喜歡吃的人。在美國，若是小孩長大要當消防隊員，父母也會覺得很高興。我們不管擔當什麼職業，都是總統的「頭家」，是平等的，這是在我們這個功利主義的社會中，我希望人人都能有的共識。
答 3：前幾天在思亮館有個討論會，會中的共識是學術工作應有很好的規劃，而且一個好的研究教授應要有很多的支援，才能做好研究。目前因為我們的組織不夠好，每位教授的雜事太多。在美國，愈好的大學雜事愈多。好大學的系主任，一天只要幾個小時就可以處理公務，其餘時間仍可以在實驗室中做研究的工作，因為系裏有很多能幹的人。我們的研究團隊太小，而所做的研究工作愈來愈難，且政府對一個人的評價，常以是否成為領導人為標準，無法鼓勵大家從事支援性的工作，這要改過來。
答 4：當我們下決心要把每位學生好好帶上來時，則應做很多事。如小班制，使老師能了解學生的性向、學習情形。還有課程的修改，針對學生作評鑑。
為什麼老師只要教授課本的內容就好，因為考試就是要考課本的內容而已。我們的教育，雖說是要德智體群並進，但因為考試只考筆試的關係，所以因智育而廢德體群育。也因為是以筆試評定一個人，所以每個學生只想知道標準答案。課程要改，考試的方式更要改，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回答問題。課程改革過程中，要想想學生應學那些東西，如學習的方法及判斷的能力，而不是背很多東西。小時候我們背了很多東西，但都沒有用，因為到電腦一查就有了，要有判斷能力才重要。離開學校，腦筋內有多少東西並不重要，因為除了考試之外，對往後的日子並沒有用。
此外，應使每個想學習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路。辦大學時，每個大學要有特色。學生不是因考不上高分的學校，才唸低錄取標準的學校。否則，再多的大學都不夠的，因為大家只要唸名校。比如說，要到東華大學唸書的人，是因為東華大學的特色，而不是因為其他的大學考不上才去。
努力做的人就應被肯定，要消除社會上不勞而獲的管道，我們不是不知道怎做，只是仍不願開始。我不相信教育改革由中央開始有什麼用，經過過去兩年我到各地的演講經歷，我想真正的教育改革、永續的改革，是要從基層開始的。
答 5：其實日本以前和台灣有類似的情形，升學考試如同走入地獄一樣，是很辛苦的工作。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雖然走的比我們快，但比起其他先進國家，做的基礎研究仍較少。
日本的學生也在補習，但是絕不是學校不好好的教，要學生到外面學。補習是要補救那些學不好的學生，並不是件壞事。以前日本的大學生人數並不多，約在十年前，日本興建許多大學，才開始有很多人有唸大學的機會。日本目前已有 40% 的年輕人可以進大學，大學也以各式不同的理念來辦。而我們目前可以進入四年制大學的學生，以十八歲的人口來看，約只有 18-19% 。我們的小學、中學教育是為了這些學生而設計的。
隨著時間的改變，光是九年的義務教育在以後可能是不夠的，所以我們的教育體制，要打通升學的管道，而且四年制的大學還要增加，使每位想進修的人都有管道。要以不同的理念辦學，而不是把每所都辦成是研究大學。
答 6：「教授治校」其實並不是我最先開始講的，很早以前就有人提教授治校。我所以會提教授治校，是因為有位大學生去參加校外的運動，校方考慮是否要開除該生，在經教授組織的委員會決定讓該生留在學校後，校長卻仍要開除該學生。我因此有感而發，藉以闡明學校內的許多事務應由教授參與，且所做的決定應受到絕對的尊重。以前的校長是政治校長，但現在不同，現在的高等教育應自主，教育部不要管那麼多。
此外，校園民主和我們的民主素養有關係。學校的重大事情，應是校內師生許多的討論來產生共識，做成決定才是。比如為了要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我們要討論往那個方向走。有了共識才能舉行投票，而不只是一人一票，這種精神在民主的社會裏是很重要的。現在票選方式，常常沒有經由民主的討論或程序，而是身邊的人找一個來選。也沒有共識，無法達成真正的校園民主。反之，若是有共識，即使是一人一票的投票也很好。教授投票的過程及結果不好，都怪到我頭上來，這樣不好。
高等教育的學校工作可以分為學術及研究兩方面。許多事情在教授們做了決定之後，校長要以行政力量實現。如在柏克萊，經由教授討論決定美國不應以歐洲文化為中心，而是要學習世界的文化後，把這種共識告訴校長，由校長找人來開這些課程。學術和行政是兩個不同的系統，可以相輔相成。
現在我們把很多人把行政和權力搞在一起，開會很久而無法解決問題。在民主社會中，學校用人應有教授參與，才能真正要把學校帶到更好的地方。要把全國的教育帶到更高境界，民間的人可能比在教育部的人多，所以我們要學校自由自主，來推動改革工作。
答 7：如何把台大變成一流的大學，應由大家坐下來談，我自己一個人談不好。這是大家的事情，大家要討論，沒有一定的方向。每個人應由自己的崗位、方向來看這個問題，每個機構都有不同的看法與問題。再過幾天，我們中央研究院所有的所長要召開一個 retreat ，一起討論我們的未來。台大醫學院走向世界舞台的方法要由醫學院的教授討論，找出方向，真的要能往前走的方向，而不是一個只有單一價值標準的指標。有共識，大家可以一道走向康莊大道。否則一個人走的多快都沒有用，即使你早已知道最好的方法，也要引起共識，這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