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猷院長八十述懷

　　我五歲，父親即過世。由於沒有兄弟姊妹，因此 母親把全副心力都放在我身上；我從小沒有機會也不 大喜歡和別的小孩玩，言行舉止也完全是以母親為榜 樣。母親雖然是在舊式家庭長大，也算是有新觀念的 ；她專心教養兒子，在做人處事方面，她以身作則， 自然而然的我便守規矩。回想在母親身邊那段日子， 我謹守教誨，不敢亂出主意，從來沒有像胡適之先生 「四十自述」所記曾遭其母重罰的情形。我總是在大 人允准的範圍內活動，做一些不會出亂子的斯文事， 例如：十歲左右，看見幾位姑母畫畫，自己也畫畫； 在廣州上學，每天走過「雙門底」大街，有許多賣圖 章的舖，便也無師自通地刻圖章。至於戶外打球，容 易弄得一身泥髒的運動，母親是決不鼓勵的。這對我 後來的性向及脾氣，都有影響：無形中有一種膽怯心 理；像我現在講課當然沒問題，但在其他場合，如喜 慶婚宴上，人家請我致詞，我十分拘謹，不會講些應 景的話。

　　我們知道，「創作」的第一要義，是不受成規束 限；現代教育讓兒童活潑發展，鼓勵他創造、思考， 是有道理的。後來我對自己的兒子葆之，即採放任態 度，他入大學，他要念數學和音樂，便由他，後來他 改念生物化學，亦由他。

　　我記得十幾歲離家北上天津求學時，母親叮嚀： 「所有的襪子、手帕、襯衫、內褲，都要自己洗，不 要給洗衣房洗！」母親的觀念是怕洗衣房將衣物和別 人的混在一起洗，不乾淨。從那時開始，經過留學、 留居國外，這個習慣我還保留著。今天在台，有時仍 自洗手帕、內褲、襪等。

　　此外，我從母親得到最好的教導和最深的影響， 則是多為人著想（英文considerate字的真諦），不 要使人為難或不好意思。

　　曾經有人問我：「『大猷』的意思是大計畫，這 個名字是那位長輩取的﹖其命意和你走上科學研究之 路有何關聯﹖」

　　其實，全是家譜、排字輩的關係。我那一輩是「 大」字輩；名字是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就定好了的。

　　從小受家庭環境的影響，我認為念書乃天經地義 之事。自小學、中學到大學決定念科學，一切也似乎 很自然而然地，未猶豫過。對中國詩詞舊學和新文學 ，我都沒有什麼興趣；倒是在大學階段，開始景仰一 些有科學著作的人，所以慢慢地、自然地走上科學這 條路；此後對物理學愈深入，興趣愈濃，更不再有做 文學家或改行從商、從政的念頭。

　　今我年屆八十，大致上講，一生從來沒有離開過 學校生活，好像一條河，順水下來，沒有很大的波折 ，談不上有什麼奮鬥，因此不容易很明顯地區分出人 生段落。概分之，可以下述三個階段來說：

　　第一階段是純粹的讀書生活，從小學在廣州就讀 ，而後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一直到出國留學，生活 平平淡淡，唯一的目標就是念書。

　　民國二十三年回國在北大教書，至民國五十六年 ，是第二階段，期間，歷西南聯大及美國、加拿大等 地。一邊講課、一邊作研究，較早前純粹求學更進一 步；人過了中年，但仍未擔任過政府職務、直接為社 會工作。

　　第三階段：民國五十六年，我六十歲了，先總統 蔣公召我回國策畫、主持我國科學發展計畫，任科導 會之職至今，民七十二年冬又任中研院職，這一階段 與從前最大的不同點是直接從事國家科學策畫和推動 的工作。五十六年先總統　蔣公召我時，我自知處人 處事，非我所長，又不能長期在國內，故懇辭。蔣公 特別許我每年寒假、暑假回來，我不在台的時候，由 閻振興、錢思亮他們幫我處理事情，自然不敢強辭了 。組織、人事和台灣學術實在狀況，都必須瞭解；其 次是和儕輩商討台灣科學發展的方向、政策、措施等 ，這在我是一個全新的經驗。不過，我感覺到科學的 事情和別的機構衝突的時候比較少；而且老總統對我 極禮遇，也使一切順利些。頭一個建議就是將胡適之 先生稍早所組織的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科 學委員會。前者規模很小，也沒有固定的經費；後者 隸於行政院，規模較大。對科學發展研究的範圍也較 廣。

　　科導會在國家安全會議下，是按憲法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授權總統成立的，為求時效，按此條款，先成 立了國科會，展開策畫推動科學發展事，二年後，再 補行立法程序。起首做事很順利，沒有什麼大困擾； 但等到辦立法程序時，卻碰到一些可笑的事情。比如 為執行業務，我們要設七個組（現在改為處）：數學 和自然科學組，應用科學及工程組，生物和醫農組， 人文社會科學組，國際科學合作組，科學教育組和綜 合業務組。立法院先是有人以為不必分組，後來討價 還價，甚至勞動中央黨部的政策協調，請吃飯，還是 堅持刪除一組。其實增加一個組有什麼關係呢﹖這些 無意義的堅持，唯一的解釋是「弄權」，這樣的困擾 雖不嚴重，但如按我的脾氣，是要痛罵他們的。不過 ，痛罵也不能解決問題；最後還是將一個組變成「地 下」的。可笑嗎﹖後來國科會又擴大組織，設了三個 副主任委員，前述的七個組之外，還加了一個企畫組 。大概立法院是隨時代進步了。

　　當初，科導會訂了很多大的政策，現在國科會的 組織、任務、工作性質，大體而言，還是那時訂的。 比如把全國科學技術分成三大部門，各因其性質、經 費來源及人事傳統而歸屬於不同單位：國防科技由國 防部負責；跟工業有關的科技，由經濟部負責；國科 會則照顧學府性的科技，包括基礎、應用科技、人文 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及人才培育等。

　　為了使科導會所作計畫能即時由國科會推動完成 ，老總統命我兼任國科會的主任委員。我自五十六年 起，每年夏回台三四個月，冬回台一個月，不常在台 ，引致指責。六十二年春，我請辭國科會主任職，即 未再參預國家科學發展的事了。

　　科導會原是幕僚機構，該時已一再精簡，我之外 ，祇有職員而已。

　　目前我仍一如十多年來地住科導會中。每天早上 ，先去植物園散步半小時，走三千步，出一身汗再回 來。九點動身到南港，車程約半小時；中午十二時至 一時之間回科導會。以前喜好打網球，但六年前我太 太過世前我自己也有兩個月的病危，顯係精神受壓迫 ，兩三個月後心跳不規則，醫生叫我不要打網球了， 所以我五年半沒有打了。

　　談到我一生最充實甜美的一段生活，要算大學住 在學校宿舍念書的時候，祇管求學，不大去想將來， 也不為自己前途憂。我腦子裡向來不存做官和賺錢的 思想，唯一的念頭是在學術上做工作，能列身著述之 林。

　　其次比較輕鬆的階段是民國三十八年至五十二年 ，我在加拿大國家研究院－－一個有點似中央研究院 的機構。那時太太身體好一點，堂弟大立夫婦給我們 一個小兒（葆之），在渥太華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平 日，家居生活以小孩為中心；隔個幾年，則作一次長 途學術性的旅行。四十五年十一月，我一家三口接受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胡適之先生之邀回國，在台 大及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五個月。四十七年前往美 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住了半年。四十九年秋到歐 洲瑞士洛桑大學任訪問教授，為期也是半年。

　　回想在美國留學那一段日子，經濟不寬裕，三角 錢票價的電影，也祇偶然地去看一次。我是拿中華教 育文化基金會的獎學金的，但我因和女友（後來的妻 ）一起出國，要供兩個人的用費；且她身體羸弱，屢 次進醫院、進療養院，精神上未免有壓迫感。

　　我與內人冠世自初認識到她去世，長達五十一年 ，中間有辛酸、也有歡樂。最大的苦痛是她身體一直 不好；尤其是抗戰期中的昆明時，一個人病在床上， 另一個人要工作還要照顧病人。一直等到抗戰結束後 出國，到加拿大，她身體才好轉。

　　從前一幕幕像電影式的情景，常在休息時不經意 中出現腦際；每當想起，我總是立刻拿起一本書來， 把思緒引開。年紀大了，不能想過去，一想過去，就 睡不著覺。

　　提起過去，尤其近二十年在台灣的工作，不免要 算個總帳。民國五十六年春，應先總統　蔣公命，任 科學發展事。自那時起，每年冬夏假期回台四、五個 月；到六十七年夏起，我個人即全部時間住台。在這 十九年的時期中，雖然儘可能地不拋棄物理，寫了好 幾本物理學的書，但無疑地在台處事處人，都佔去了 很多心力，不再能專心力作研究了。內子以為我來台 ，是犧牲了研究工作，但我以為在台的工作，可以大 言不慚地說對得起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台灣學子，它比 我自己多作一些「研究」有意義多了，所以雖在物理 上落伍了，也不後悔。

　　我來台的真正犧牲者是我的家庭。內子身體病弱 ，仍奮鬥地在五十九年獲得博士學位，兒子十八歲便 在加州柏克萊大學畢業，六十一年獲博士學位，都是 有志學術的。但因為我的多時離家來台，兒子須辭掉 博士後的研究工作，在家陪伴照料母親，直到內子去 世。我在台如作了些事，獲些虛譽，付出「代價」的 是內子和兒子。除非麻木自己不去想，一想便不安的 。

　　我跑過許多地方，每一個地方都或多或少留有印 象，譬如十幾歲以前在廣州，然後到天津中學四年， 大學四年教書兩年，共十年；真正喜歡的卻是北平。 北平為元、明、清故都，不僅人文鼎盛，名勝古蹟也 多，北海、中央公園、頤和園、西山，不論城裡或近 郊，各地空氣清新，景致開闊，隨處可玩、可看，不 像台灣到處擠滿了人，令人覺得緊張。大概是因幾百 年文化陶冶的關係，北平民情普遍地厚道，有禮貌、 樸實；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平既不是政 治城，也不是工、商城，而是名副其實的一座文化城 。論氣派，其他地方儘管有很富裕之地，但完全不可 和北平相比。我在民國廿三年至抗戰前，在北京大學 教書三年。對北平印象之所以深刻，我想很重要的一 點是跟當時心情愉快有關的；大陸淪陷後，不僅城牆 拆了，人也不同了。

　　在北大那三年，我開過的課是：理論力學、近代 物理和量子力學。夏日夕陽西下後，有時和戚友至北 海或中央公園。

　　我最懷念的老師是在南開大學物理系教我的饒毓 泰先生。等我到北大教書，又和他在一起。我對饒師 的懷念，見我「回憶」書中。一九四四年他應美國國 務院邀請赴美研究；一九四七年他回大陸，我已出國 。故從一九四四年在昆明別後，再沒有見到他；「文 革」時他受盡迫害，自盡而死。這個消息，我到很晚 才知道。

　　一生中我只在初中階段，遵伯父之命寫過日記， 以後就不再寫了。假如一個人經歷很豐富，像胡適之 先生一樣在許多方面活躍，他記日記是有道理的。而 我的生活，非常單純，學術方面的事務佔了絕大部分 ，無甚可記的。即使拿近十餘廿年我在台灣的部分來 說，大的事寥寥可數，瑣細的記了也沒多大意思。

　　做學術筆記，我倒是從大學起，便有這個習慣。 讀一新課題的一本有系統的書時，往往費些時寫和整 理筆記，我第一本專著是在抗戰時撰寫出版的。到目 前，我寫了五本英文的、八本中文的物理的書。

　　小時候（十三四歲時）我臨過字帖（柳公權、趙 孟頫），到天津念書就不拿毛筆了，直到來台灣這幾 年，因為親筆寫信，不願假手秘書，才又拿起毛筆， 但仍舊未下工夫。我想，一個人不論做什麼事，打球 也好，下圍棋、寫字也好，總要自己以為有心得，才 有動力敦促他繼續去做。有人說我的字像二王，其實 我並沒有刻意去臨。一個人寫字，是靠天資的；我是 沒有這份天資的，尤其一個人年紀大了，字已定型， 再學也不太容易進步了。有時朋友要我寫幾個字，我 自己看看實在沒什麼好，不想寫。

　　我認為，寫毛筆字和奏樂一樣，可當作一個人自 己生活裡的一種藝術享受，倒不必和人較長短。

　　我的興趣很狹窄，祇有物理學，也先入地、偏心 地以此衡量別人，我喜歡，敬重戮力獻身於學術研究 的人；不喜歡那些對學術沒有興趣的人。這些年來， 我看到許多年輕人念了十幾年的科學，從國外拿了博 士回來，在學校搶做行政工作，甚至一有機會就想去 做小官，這種人念書的動機是為名為利，拿念書做階 梯，我看了最搖頭。

　　我以為當前知識分子最應具備的一點即從前人所 說的骨格。我最看不起的，是逢迎阿諛、睜眼說瞎話 的人。

　　當我面對年輕人，我常對他們說，不管將來做什 麼事，在讀書的時候就要盡量把握機會讀書，培養分 析事理、分辨是非的能力。

　　我個人是非觀念很強，比如看電影，祇喜歡看簡 單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故事；有時我祇看結局 的部分，好人打敗壞人就夠了。這顯然是很幼稚的心 理。

　　我可以說是不熱情、不大主動和人來往的人，我 懶得應付一些說話敷衍、客套、不真誠的人。如此處 世法固然有點極端，但在我的學術生活中和我目前的 工作，卻無所謂，大家都知道我個性本來如此。

　　平日我不大想文化信仰、生活哲學這一類深奧的 問題，我也沒有宗教的信仰；我不反對宗教，但自己 未感到需要它。我從小接受家庭和母親的道德、倫理 觀念的培育，無形中對四維八德等中國人落實到生活 中的信念，具有很強烈的印象。學校教育使我成為一 個極理性的人，不輕談中國復古，不醉心全盤西化， 也不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對事物有我個別 的選判看法。

　　關於學術著作，我仍不斷在做，最近新加坡剛出 版了一本我前年寫的書「Quantum Mechanics」，這本 書可以代表若干年來我教「量子力學」的精華心得。 剩下的一部分手稿，還有待補充；由於事忙、時間精 力有限，我希望找一位年輕人協助，將它完成。

　　我看今日社會，家庭組織跟從前不同，小孩放了 學，大人也不在家教他，從前那種一家大大小小的規 矩和風氣沒有了，大家對傳統教人修身為人之道已淡 薄得很，禮貌蕩然，公德心也差。每天早晨我去植物 園散步，都會看到到處丟棄的煙蒂和飲料空罐、紙盒 ，還有人故意丟到荷花池裡，儘管垃圾筒就在旁邊。 儘管植物園每天都有人打掃，我們仍可看到人糟蹋環 境的痕跡。

　　一個沒有公德心的人，我想，既沒有大我觀念， 則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為大眾謀福利的人。

　　中國傳統社會職業排行是士農工商，把商放在最 後面，道理很簡單，因為一講商就牽涉到利，而在中 國的道德，講利是不好的。目前工商業愈來愈發達， 人們趨利的心理也就愈來愈重。從前人的生活樸實， 利的觀念淡；現在社會愈繁榮，價值標準愈以「利」 為先，講究物質生活，誰有錢就看得起誰。青年人念 書，以「出路」、「收入」為選擇優先，應用科技外 ，便是國際貿易、企業管理等，這本也無可厚非，但 真正對學問發生興趣的寥寥無幾。所以我認為台灣這 些年富庶，並不完全是好事情，也有負面的影響。

　　社會風氣敗壞，很難靠一二人呼籲的力量扭轉。 我以為政府當然應著重經濟發展，但不要太偏，不可 一再強調學術的目的，純是配合社會之經濟效益。

　　我也希望中學教育，能破除純粹以應付升學考試 為目標所引致的嚴重偏差；大學師資改善，學生求學 的動機不只是想混一個資格。

　　最後我想談談當前社會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膚 淺、浮面。我發覺不論團體或個人都喜歡高唱簡單化 的標語和口號，執迷於通俗言辭的表象，不去深入事 物核心內涵。舉例說：尖端科技、策畫性科技、引進 技術、總體計畫、大型計畫、多元化、轉型社會、爭 取外匯或帶動什麼工業……，這些字眼被濫用的結果 ，使文辭輕飄起來，徒具天花亂墜的空殼，說的人與 聽的人都忘了事體本身的複雜與深意，不去分析、考 量如何發展、如何計畫、如何帶動﹖為什麼要爭取外 匯﹖它的時宜性如何﹖我們的終極目標何在﹖……把 一個原本需要深入了解的事，掛在嘴邊虛飾，這是十 足的大濫調。

　　我年紀愈大，愈加期望樣樣事都能合理化，大家 說話要經過大腦，不要自欺欺人；政府少作紙面文章 ，不必空泛願望代替具體措施，不以默視縱容為穩定 。人民知識日升，期望亦日高，政府一切政策與措施 ，以得民心為首著也。

（聯合報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