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長：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先生簡歷

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長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是一位在多方面有所貢獻的人物。他的一生，幾皆與教育、學術、文化事業有關。在清末民初，他曾兩度遊學歐洲，埋頭學習，以擷取新知，前後長達八年之久，多半是在德、法兩國。他曾親炙歐洲文藝復興後的科學精神以及法國大革命後的思想潮流，又曾置身於歐洲空前的大戰之中，留有透澈的觀察；使他對德、法兩國的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精神及教育制度等，有極為深刻的認識。這對他以後主持全國教育行政、整頓北京大學，以及領導中央研究院，都有得大的助益和影響。

一、家世

　　蔡元培，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今紹興縣）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生於紹興城內。他的先世，在明朝末年由諸暨遷到山陰，從高祖開始全家都是經商的，只有他的六叔銘恩（茗珊）讀書，以廩膳生鄉試中式。元培在他叔父的幫助和指導下，讀了許多中國經史典籍，如：四書、五經、史記、漢書、文史通義和說文等。所以他雖生為商家子，但終於走到讀書的路上去，從而決定了他以後發展的方向。

　　人的性格，泰半來自早年家庭的影響。元培的父親寶煜（又名光普，字耀山），為人長厚，慷慨好施，據說在任錢莊經理時，因獲利甚厚而加倍發放年終獎金，為東家不滿，責令賠償，遂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鬱悒以歿。當時元培僅十一歲，兄弟孤苦無依，又沒有積蓄，幸賴母親周太夫人典質衣飾，克勤克儉，撫養成人；並時時勉勵他「自立」、「不依賴」。在雙親的潛移默化下，他不僅養成了自奉甚儉的習慣，而且惻隱為懷，經常周濟寒士；這種寬厚的天性，是遺傳自父親；至於不苟取、不妄言的態度，則得自母教。

　　元培兄弟四人，長兄元鈖（鑑清、鑑廎），長他兩歲，曾在上海崇實石印局任職。三弟元堅（鏡清、鏡廎），少元培兩歲，曾在紹興縣錢莊業中任職。四弟早殤。有兩姊，均未出閣，在二十歲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殤。

　　在婚姻方面，元培一生凡三娶，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三月，與元配王昭（仲明）女士結婚。二十六年（一九○○），王夫人病逝，翌年續娶黃世振（仲玉）女士。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一月，黃夫人病逝，於十二年（一九二三）七月續娶周峻（養浩）女士。周夫人於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八月病逝。元培共有五子：阿根、無忌、柏齡、懷新、英多；二女：威廉、睟盎。

二、舊學時代

　　元培在少年本有才子之稱，蔣夢麟說他：「酒量如海，才氣磅�。論到讀書，一目十行；講起作文、斗酒百篇。」所以能在十七歲（一八八三）即補縣學生，然後博覽群書，學問大進。二十三、四歲（一八八九、一八九○）鄉會試連捷，二十六歲（一八九二）成進士，獲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歲（一八九四）升補編修。在考場上一帆風順；在舊學方面，也奠下了深厚的根柢。

　　在這以前，儘管中國外有西方勢力的入侵，內有太平軍、捻、回及苗等翻天覆地的大動亂，但元培所走的仍然是那時讀書人的老路子，十年寒窗，以求取功名。但就在他二十八歲這年，爆發了中日甲午戰爭。國人自夢中覺醒，一時維新圖強的呼聲高唱入雲。從這時起，他的思想，便隨著有了顯著的轉變，開始涉獵譯自外國文之書報刊物，並留意世界事物，又學習日文，以間接吸取世界新知。

三、委身教育與運動革命

　　戊戌政變（一八九八）發生後，元培認為康、梁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人才。同時，他也看清楚了滿清政府的腐敗，革命的不可避免；於是棄官歸里，興辦教育。於此，可見他從事教育工作的動機所在。

　　他最先出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校中的功課，有我國舊學，也有粗淺的西洋學科。這是他服務於新式學堂的開始。當時教員中有新舊兩派，他與杜亞泉等提倡新思想，時與舊派辯論，舊派運動堂董出面干涉，於是憤而辭職。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在上海擔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鼓勵學生自由閱讀，並於批改課業的評語中，提倡民權之說。

　　當元培任中西學堂監督時，夫人王氏因產後失調病故，作媒的人很多，他提出續絃的條件是：不足、識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可再嫁、夫婦不合可離婚。他所以提出這些驚世駭俗的條件，乃是基於尊重女權。緣中國向來有男重女卑的成見，有從夫從子之禮，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婦以再醮為恥。他認為男女的不平等，是由於男女對社會所盡的義務不同：要想使其平等，首先應該使他們在社會上所盡的義務相等。也就是社會上各種職業，男女應同時參加。要達到這一點，非從教育著手不可，所以他時刻朝著這一方面努力。當在南洋公學任教時，就已傾向於民權、女權的提倡，又於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冬，在上海與蔣智由、黃宗仰、陳範、林白水等發起愛國女學校，由蔣智由管理；後來蔣去日本，由元培管理。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三月，與葉潮、鍾覲光等組織中國教育會。名為編訂教科書，以改良教育，實為東南各省重要革命機關之一，元培被推為首任會長。十月，南洋公學發生風潮，助退學生組織愛國學社，聘吳敬恒、章炳麟為教員，師生公言革命無忌。又與「蘇報」訂約，每日由學社教員撰論說一篇，「蘇報」遂成為學社的機關報。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正月，又與吳敬恒等發起張園演說會，發表排滿革命言論。由於言論日趨激烈，革命的旗幟越來越鮮明，到了五月初，清政府乃有查拿新黨的風說，元培也在黑名單之列。而教育會與學社內部，又為了主屬問題發生爭執，他對此次內鬨，甚為氣憤，乃於五月二十日赴青島學習德語，作留學德國的準備。至閏五月初五日，遂發生了有名的「蘇報案」，上海的革命運動，受一嚴重打擊。

　　七月，元培自青島回上海，創辦「俄事警聞」日報，以喚起國民對俄國佔領東北的注意，不直接談革命，常譯述俄國虛無黨歷史作間接鼓吹。光緒三十年（一九○四）正月，將「俄事警聞」改為「警鐘日報」。是年秋，與龔寶銓、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復會，蔡元培被推為會長，秘密結納各地會黨，預備進行暗殺與暴動。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七月，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成立同盟會；九月，元培由何海樵介紹加入，並被推為上海分會會長。

　　從戊戌政變到同盟會成立這段時間，元培毅然放棄了十年寒窗、夢寐以求的翰林頭銜，以及很好的出路，回到紹興和上海，藉著教育工作來宣傳革命，凡是與革命有關的組織，他無不參加活動，或為主要發起人，或擔負重要責任，然後與國民革命匯合。這些國內革命的伏流，不僅直接間接促進了同盟會的組織，也為辛亥革命建立了一個不拔的根基。

　　清末，知識分子參加革命行列的很多，但其中具有傳統功名者，所佔比例甚小；而以翰林高官獻身革命者尤少，元培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參加革命，實導源於其愛國心與自由思想；而環境對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他生長在浙東，凡明清之際如黃梨洲、張蒼水、全謝山諸大儒的民族思想，他都潛接而默識之。嚴復譯天演論的時候，常說「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話；「物競」、「爭存」，更成為當時的口頭禪。梁啟超的高唱「破壞」，譚嗣同的「衝決網羅」，以及俞正燮「認識人樣」、「認識時代」等見解，在在都深印在他的腦海裏。同時他又吸收了十九世紀民主自由新思想，醞釀激盪，自不會再為忠君的舊觀念所束縛。

　　但他對革命的主張是中庸的。例如在主持蘇報期間，他雖然從事推翻滿清政權的工作，可是對鄒容「革命軍」一書中殺盡故人的見解，卻不甚贊同。他是站在民權的立場上反滿，所反對的只是滿人的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而坐食的專權。他認為只要滿人能自覺，放棄了他的特權，漢人沒有殺盡滿人的必要。這種態度，顯然是政治的革命，而非狹隘的種族革命。他的學製炸彈，預備暗殺、暴動，以及組織光復會，加入同盟會，一連串的革命行動，都應該從這個方向去看。

四、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與再度遊學

　　民國成立，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臨時政府北遷後，仍蟬聯教育總長。這時，中國政體，已由專制改為民主，除舊佈新，一切草創；而各方對新教育的精神、制度與內容，頗多意見。元培既身負教育重任，於教育方針，不能不有所表示。他認為當時教育界所提倡的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因將清季學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項宗旨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項。他又在所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上闡明民國教育
方針的重要意義，權利與義務的正當關係，並提出各
項重要議案在會中討論。

　　元培在教育總長任內，曾對全國教育進行一些重要改革，如頒布教育宗旨、修正學校制度、大學特別注重文理兩科、將經科併入文科、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廢除讀經、取消舊時獎勵辦法、特設社會教育司以普及教育等，都是奠基礎、開風氣的工作。

　　在政治上，元培則努力促進國家統一。當時，光復會與同盟會，因一、二首領政見稍殊，致使兩會之衝突漸趨激烈。元培因與兩會都有關係，不願見其自相殘殺，自回國後，頗盡調停之力。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二月十八日，元培又奉派為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專使，袁氏藉口兵變，託辭不行。為求和平統一，元培反復籌商，接洽一切，卒使南京臨時政府平安北遷，而免掉一場戰禍。

　　六月，內閣總理唐紹儀為王芝祥督直問題，因袁世凱漠視國務員副署權力，慎而辭職。元培亦堅請連帶辭職，於七月十四日獲准。在當時辭職閣員的辭呈中，有的說才德不濟，有的說親老待養，仍是中國舊官場以政治病為退場的作風。惟有元培的辭呈，直指政見不合，難有建樹，表現出政治家的風範。這種以連帶責任為理由而辭職的態度，足以說明他是具有政治頭腦而認識內閣制真諦的一人。袁世凱曾當面慰留說：「我代四萬萬人堅留總長」，元培立即答以，「元培亦對於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雖備受挽留，義無反顧。合則留，不合則去。這種有所不為的政治家風度，實開民國之先河。

　　民國元年九月，元培偕眷再度赴德，仍到來比錫，在大學聽講，並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三月，宋教仁遇刺案發生，南北惡感日深，元培特別自歐洲兼程回國，他為免除地方被殘害起見，曾奔走調停，終因袁世凱缺乏誠意而告失敗。及二次革命爆發，他乃與吳敬恒、張繼等在上海創辦「公論」報，列舉袁氏罪狀，口誅筆伐，不遺餘力。九月，二次革命不幸失敗，於是再度赴歐，住巴黎近郊一年。及歐戰發生，遷居法國西南部，於習法語、編書外，並與李石曾等辦理留法勤工儉學會，籌組華法教育會，被推為中國會長，已不像初次遊學時那樣專一。自第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即圖謀稱帝，而反帝制的各派聯合奮起，與袁氏決鬥，卒將袁氏打倒。五年（一九一六）十月，元培自法啟程返國，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六年（一九一七）一月四日，到校就職。

五、主持中央研究院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

　　民國十六年五月九日，中央政治會議第九十次會議，秉承中山先生擬設中央學術院為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之計畫，採納元培等之建議，議決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並推蔡元培、李煜瀛、張人傑等為籌備委員。但在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院組織條例第七條規定「本院設立中央研究院，其組織條例另定之。」十月，大學院正式成立，乃根據組織條例，聘請中央研究院籌備員三十餘人。十一月二十日，召開籌備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七條。根據該條例，可知中央研究院由最初所擬之獨立研究機關，改為屬於大學院下所設許多國立學術研究機關之一；直到十七年四月十日，國民政府布「修正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始改「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為不屬於大學院的一個獨立研究機構。並於四月二十三日特任元培為院長。六月九日，院長、總幹事及各單位負責人在上海東亞酒樓舉行第一次院務會議，宣布正式成立。事後，中研院即訂六月九日為院慶。

　　元培認為教育與學術是立國的根本，而科學研究尤為一切事業的基礎，所以努力於科學研究的促進。他對我國科學事業最大的貢獻，就是中研院的設立。集中專門人才，分設各種研究所，使中國科學研究進入一新的時代。就名義言，該院為全國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就職責言，實兼學術的研究、發表及獎勵諸務。有了此一有系統而代表全國的學術團體，國內的學術工作得有中心，可以促進各機關的合作，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遇有國際學術會議，也可藉此組織彼此接洽，並由此組織以轉與本國各學術機關或專門學者商洽推進。所以中研院的設立，在我國科學事業上，是極具重大意義的。元培在他晚年，辭去了一切兼職，但仍保留了中研院院長的職務，以貫徹他注重學術研究的主張。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後，接�日軍又攻擊京滬，並向華中進逼。中研院隨政府撤遷後方。元培於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去香港，不久遷居九龍。原想在港稍事休息，即轉赴後方；嗣因健康不佳，香港在醫藥方面較內地方便，所以未能即行。竟因年事日高，又憂傷國事，精神日感不支。二十九年（一九四○）三月三日，不慎失足跌倒，病勢加劇，延至五日上午，這位「終身盡忠於國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遂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四歲。卜葬於香港仔華人公墓。

　　自北伐後到抗戰前，也就是一般所稱艱苦建國的十年間，全國雖然歸於統一，但共黨的內亂，具有野心的軍人反抗中央事件，仍然此伏彼起，迄無寧日；而日本帝國主義者更虎視眈眈，侵華日亟，五三慘案、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滬戰，相繼發生；並製造偽滿及冀東偽組織等，咄咄逼人；終於引發為時八年的抗日聖戰。

　　在這段期間，元培除致力於教育行政制度之革新外，便是主持中研院的院務。中研院的成立，是他在整頓北大後，進一步領導學術界人士向專門研究路途邁進的開始。結果在對日抗戰前的十年間，蔚成民國以來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而他培養人才、學術救國的素願，亦得以稍稍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