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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
一、西拉雅族
二、洪雅族
三、巴布薩族
四、巴則海族
五、拍瀑拉族
六、道卡斯族
七、凱達格蘭族
八、噶瑪蘭族
二、平埔族的遷徙
平埔族指臺灣先住民中，一般稱為高山族以外的諸先住民族群。這些族群自十七世紀以來，歷經荷蘭、西班牙、明鄭、滿清的文化衝擊，固有風俗習慣多已不存在，而其語言亦多成為死語。
有關平埔族的分類，在日據時期以前，均缺乏有系統之分類。荷蘭時期僅記錄了先住民的社名，並依其分布的地區，劃分成幾個區域群。清朝黃叔璥在「番俗六考」中，分先住民為北路諸羅番一至十、南路鳳山蕃、傀儡番、瑯㛦十八社等十三個部落群。直到日據時期，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的「臺灣番人事情」中才對平埔族加以有系統的分類，其後伊能嘉矩又著「臺灣番政志」，將平埔族分類加以修正，而分平埔族為：凱達格蘭族（Ketagalan）、噶瑪蘭族（Kavarawan）、道卡斯族（Taokas）、巴則海族（Pazzehe）、拍瀑拉族（Vupuran）、巴布薩族（Poavosa）、阿立昆族（Arikun）、羅亞族（Lloa）、西拉雅族（Siraiya）、以及馬卡道族（Makattao）等十族。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移川子之藏在「日本地理大系」中臺灣篇「臺灣，土俗、人種」一篇把伊能嘉矩所分的阿立昆（Arikun）及羅亞（Lloa）兩族合併為洪雅（Hoanya），改馬卡道（Makattao）為道（Tao），又增邵（Sao）一族，而合為十族。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小川尚義在「原語ニヨル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中，把道（Tao）族列入西拉雅（Siraya）族中，故較移川之分法少一族。民國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小川氏在「インドネシア語二於ケル臺灣高山族，位置」一文中又有新的分類，即自噶瑪蘭（Kevalan）族中分出雷朗（Luilang）族，而為：雷朗（Luilang）、凱達格蘭（Kebagalan）、噶瑪蘭（Kavalan）、道卡斯（Taokas）、巴則海（Pazeh）、拍瀑拉（Papora）、巴布薩（Babuza）、洪雅（Hoanya）、西拉雅（Siraya）、和邵（Sao）等十族。爾後，馬淵東一氏在「高砂族分類」一文中，亦依照小川氏之原議。然而，近年臺灣學術界對平埔族群的分類又有新的意見，語言學者李壬癸將平埔族群分為：噶瑪蘭族（Kavalan）、凱達加蘭族（Ketakalan）、巴布蘭（Baburan）、洪雅族（Hoanya）、巴則海族（Pazeh）、邵族（Thao）以及西拉雅族（Siraya）等七族。其中凱達加蘭族又分為三支：馬賽（Basay）、雷朗（Luilan）、哆囉美遠（Trobian）；巴布蘭族又分為四支：道卡斯（Taokas）、巴布拉（Papora）、貓霧𡦃（Babuza）以及費佛朗（Fanorang）；西拉雅族則分三支：西拉雅（Siraya）、馬卡道（Makattao）、大武杄（Taivorang）。因此，共為七族十四支。然而，本章為了討論上的方便，仍沿傳統之分法，分為八族，且亦不包括邵族的部分。因此，本章僅就平埔族西拉雅、洪雅、巴布薩、巴則海、拍瀑拉、道卡斯、凱達格蘭、噶瑪蘭等八族為主要討論範圍。有關其往日分布地及主要聚落分述如下：
西拉雅族分布於嘉南平原，北自臺南縣麻豆鎮附近，南達屏東縣林邊鄉一帶之平地或山麓地帶。本族又可分為西拉雅、馬卡道（Makatao或Makatau）、大武杄等三支族（據小川尚義之說，三支族雖語言稍異，然屬同一方言）。
（一）西拉雅支族—荷人曾稱之為Sideia，原以臺南地方之平地為居地，昔以新港（今臺南縣新市鄉）、大目降（今臺南縣新化鎮）、蕭杄（今臺南縣佳里鎮、七股鄉、將軍鄉一帶）、矦荳（今臺南縣麻豆鎮）等四大社最著名。為荷人致力從事於教化工作之平埔族社。後因眾多漢人移來，乃遷往山區方面及臺東一帶。其一部分後裔，日據時期仍居留於臺南縣下大內鄉、官田鄉、東山鄉、玉井鄉、楠西鄉。新港、卓猴二社原亦居住於臺南附近，明鄭時代新港社平埔族移住新市附近，卓猴社移至新化縣槺拔里。後新港社再移至大目降、關廟附近，且有更南下移至內門方向者。
西拉雅族之主要村落有九：即赤嵌社（初在臺南附近後移至新社附近改稱新港社。其一部分先移往新化鎮、𤂅拔里、再移至大目降、關廟及內門、臺東）、大目降社（今新化鎮附近）、卓猴社（今新化鎮、礁坑里）、𥉐吧哖社（原址為今新化鎮𤂅拔里，後移至臺南縣玉井鄉）、目加溜灣社（今臺南縣安定鄉後遷至大內鄉頭社村）、芋匏社（今臺南縣山上鄉）、大武杄社（今臺南縣善化鎮後遷至玉井鄉、楠西鄉及高雄縣甲仙、阿里關、荖濃一帶）、矦荳社（今臺南縣麻豆鎮，後遷至官田鄉烏山頭水庫一帶）、蕭杄社（亦名歐王社，今臺南縣佳里鎮七股鄉、將軍鄉一帶，有遷往東山東河村者）。
（二）馬卡道支族—原居鳳山地方至下淡水溪（高屏溪）流域，後移至屏東平原之山麓地帶（今屏東縣新埤鄉、內埔鄉之老埤、高樹鄉泰山村一帶），亦有移至恆春、臺東方面。其主要各聚落之變遷情形如下：
1、大傑顛社系之移動：自原居地岡山地方路竹鄉下社及大社，移至下淡水溪流域之旗山，於道光九年，有三十餘戶相率南下至枋寮，越山經巴塱衛（今大武）順東海岸北上至臺東，復與卑南族不睦，乃續北移至大庄開墾。數年後經由布農族之導引，自新武路入山，越關山南方鞍部，返回故土荖濃、六龜地方，率殘留之族眾及新港、卓猴二社族眾計十二戶，越山至新墾地。嗣後西拉雅之移住臺東縱谷者日盛。北自玉里觀音山，南至公埔，新開園及海岸地帶之彭子存、大掃別、加定灣、城子埔，均有其聚落。阿美族稱此等西拉雅為Takavuran。
2、阿猴社系之移動：阿猴社系原址在高雄，後移至屏東市附近，其一部分自屏東地方南下至恆春平原，與原住之排灣族斯卡羅龍鑾社訂立和約，贈與水牛得地居住，以二千牛隻從事墾殖。光緒十七年至十八年尚有百戶，因遭大水災，家屋田園被沖毀，乃遷往臺東、公埔方面。
3、其他各社：上淡水社（亦稱大木連社，屏東縣萬丹鄉上社皮）、放索社（自高雄縣仁武鄉大庄移至屏東縣林邊鄉田墘厝）、下淡水社（屏東縣萬丹鄉下社皮）、搭樓社（屏東縣里港鄉搭樓）、茄藤社（屏東縣林邊鄉東路墘）、武落社（亦稱大澤機社，屏東縣里港鄉武路）、力力社（屏東縣新園鄉力社）。
（三）大武杄—為與曹族之「四社番」區別，本支族稱四社平埔。荷蘭時期其原居地為烏山山脈之西麓，曾文溪流域之平原地帶，即今臺南縣善化鎮與玉井、大內二鄉境內。在此形成茄拔、芒仔芒、頭社、霄里等四社。明末其居地為漢人占據，至清領臺後，移民與日俱增，乃相率向東方山麓曹族四社群住地移動，並繼續移至楠梓仙溪沿岸之地，迫使原住族曹族（美瓏、排剪、搭蠟袷、雁爾四社）退居荖濃溪上游現居地。乾隆初，漢化已深，放棄固有習俗，改用漢語，與漢人雜居，由四社分散成二十九部落。四社平埔之故居地之分布如下：茄拔社（今臺南縣善化鎮嘉北、嘉南二里）、霄里社（今臺南縣玉井鄉豐里村）、芒仔芒社（今臺南縣玉井鄉三和村、望明村）、頭社（今臺南縣大內鄉頭社村附近）。
曹族四社之被迫遷移經過，可從比蘭社、雁爾社現在流布之傳說獲得其軌跡：據比蘭社之傳說：曾因洪水避難於玉山，但於水退之後。即移至平地阿里關（今甲仙鄉關山村、小林村一帶）、六龜里（今六龜鄉六龜村、義寶村）等地居住。後來因漢人（實漢化平埔族）之大舉遷來，乃從六龜方面溯荖濃溪上游山地居住，即昔稱美瓏社（今屬桃源鄉高中村比蘭社）者，自甲仙埔方面移居山地者，有雁爾（同鄉桃源村）塔蠟袷（同鄉高中村他拉魯社），排剪等（同鄉高中村排剪社）三社。
雁爾社之移住傳說：謂洪水退後曾從山上移居西部平原鹽水港方面之霄里社、茄拔社、頭社、芒仔芒社等地，但受漢人討伐分居留者與逃離者之二派，居留者留辮髮漢化成平埔族，逃離者即遷居礁吧哖（玉井）附近山麓，再轉至荖濃溪上游之排剪社舊址形成一大社。但後來因傳染病病亡續出，再度流離，遷至雁爾。因現居地原屬簡仔霧蕃人（卡那布群）之地，故曾每年由曹族四社群向簡仔霧群納貢米（各戶五升陸稻），或招該族來社饗宴，後因協議而終止。
洪雅族分布於臺中縣霧峰鄉以南，臺南縣新營鎮以北，接近山麓之平地。本族包括羅亞（Lloa）、阿立昆（Arikun）二支族。
（一）羅亞（Lloa）支族—包括哆囉嘓社（臺南縣東山村、東中村、東正村）、紫裡社（亦名斗六門社雲林縣斗六鎮）、西螺社（雲林縣西螺鎮）、他里霧社（雲林縣斗南鎮）、貓兒干社（雲林縣崙背鄉）、諸羅山社（嘉義市一帶）。
（二）阿立昆（Arikun）支族—包括貓羅社（彰化縣芬園鄉）、大武郡社（彰化縣社頭鄉）、大突社（彰化縣溪湖鎮）、南投社（南投鎮）、北投社（南投縣草屯鎮北投里）、萬斗六社（臺中縣霧峰鄉萬豐、舊正、峰谷、六股等村）。
以上所列阿立昆（Arikun）支族各社於道光年間放棄原居地，大舉遷移至埔里盆地！羅亞（Lloa）支族之斗六門、貓兒干二社亦移至埔里盆地、羅亞（Lloa）支族之斗門，貓兒干社亦移至埔里盆地，其餘則留居原地。
巴布薩族主要分布地為大肚溪以南至濁水溪間，據有彰化縣坑平原大部，其一部分亦深入臺中縣盆地，至今臺中市西方。其主要聚落如下：東螺社（彰化縣頭埤鄉番子埔）、二林社（彰化縣二林鎮）、眉裡社（彰化縣溪州鎮舊眉）、半線社（彰化市）、柴仔坑社（彰化市大竹阿夷）、阿東社（彰化市大竹番社口）、馬芝遴社（彰化縣鹿港鎮）、貓霧𡦃社（臺中市南屯區附近）。以上各社中東螺社之一部移至宜蘭，其餘多移至埔里盆地。
巴則海族以豐原鎮為中心，北起大甲溪岸，南迄潭子鄉，東達東勢一帶，西至大肚山為界之地帶。本族分為四社群，其下大小聚落甚多：
（一）岸裡社群—包括岸東社（臺中縣神岡鄉大社）、岸西社（同上，大社之西）、岸南社（（同上、大社之南）、葫蘆墩社（臺中縣豐原鎮）、西勢尾（豐原鎮社皮）翁仔社（同上）麻裡蘭社（同上）、岐仔社（臺中縣神岡鄉溪州）矦薯社（臺中縣內埔鄉舊社）。
（二）樸仔籬社群—包括社劵角社（臺中縣石岡鄉社寮角）、大湳社（豐原鎮大湳）水底劵社（臺中縣新社鄉水底寮）、山頂社（新社鄉馬力埔山頂）、大馬僯社（臺中縣東勢鎮新佰公番社）。
（三）阿里史社—此社原址在今臺中縣潭子鄉，清嘉慶九年與岸裡社及北部平埔族千餘人，翻越山嶺至蛤仔蘭移墾，此為羅東、三星一帶今仍有以阿里史為地名之緣由。殘餘族眾於道光三年棄地入墾埔里。
（四）烏牛欄社—今豐原鎮烏牛欄為其故址，道光三年棄地移墾埔里，故埔里方面亦有烏牛欄之地名。
拍瀑拉族分布於大肚溪以北至清水以南、大肚臺地以西之海岸平原地帶。其主要聚落包括以下各社：大肚社（臺中縣大肚鄉）、水裡社（臺中縣龍井鄉）、沙轆社（又名遷善社或迴馬社，臺中縣沙鹿鎮）、牛罵社（又名感恩社，臺中縣清水鎮）。
道卡斯族分布於臺中縣大甲鎮以北，經苗栗縣沿海地帶，至新竹市附近之海岸平原地帶。或謂其一部分移住南庄地方成為賽夏族，但未有可徵資料。本族之一部亦曾移住宜蘭平原與埔里盆地。其移墾宜蘭者，大多仍還故居地。本族所包含之聚落有以下各社：大甲西社（又名山明山社亦名德北社，臺中縣大甲鎮番子寮附近）、大甲東社（臺中縣外埔鄉大東村附近）、日南社（大甲鎮日南）、日北社（苗栗縣苑裡鎮日北里）、雙劵社（大甲鎮雙寮）、房裡社（苑里鎮南北、房裡）、貓孟社（又名興隆社，苑裡鎮貓孟里）、苑裡社（或宛里社，宛裡鎮苑東、苑西、苑北、苑南四里及西平里）、吞霄社（或吐霄社，苗栗縣通霄鎮通東村、通西村）、貓裡社（苗栗鎮）、加志閣社（苗栗鎮嘉盛里）；後杄社（或後杄社，苗栗縣後龍鎮）、新港社（或新港仔社、後龍鎮新港）、中港社（苗栗縣南庄鄉中港）、竹塹社（新竹市）、眩眩社（新竹市樹林里、福林里、德林里）。
凱達格蘭族分布地以臺北盆地為主，北起基隆市社寮里、和寮里、平寮里，沿大屯火山彙裾野至淡水河口，南達桃園縣境內。據傳，其一部分移住宜蘭平原建哆囉里遠社與里腦社。本族主要聚落如下：霄裡社（桃園縣八德鄉霄裡村、竹圍村）南崁社（或南嵌社，桃園縣蘆竹鄉山鼻村）、坑仔社（蘆竹鄉坑子村）、龜崙社（桃園縣龜山鄉楓樹村）、南港社（臺北縣蘆洲鄉正義村（南港子）、武𠯿灣社（或武溜灣社，臺北縣新莊鎮）、擺接社（或擺折社、臺北縣板橋鎮社後里）秀朗社（或繡朗社，又名控仔社。臺北縣中和鄉秀朗村、秀山村）、雷裡社（或雷里社、臺北市雙園區興德里、美德里）、沙矦廚社（又名紗帽廚社、臺北市龍山區）、里未社（臺北市龍山區）、阿八里社（又名龍匣口社臺北市雙園區厚安里）、圭母卒社（又名奇武卒社或奎府聚社，臺北市建成區）、大浪泵社（一名巴浪泵，臺北市大同區）、塔塔悠社（又名答答悠社，臺北市松山區永泰里）、里族社（臺北市松山區舊家里、新聚里）、錫口社（又名貓裡即吼、麻里折口、麻里錫口等社，臺北市松山區）、房仔嶼社（又名峰仔時、峰仔嶼等社、臺北縣汐止鎮保長里、保安里）毛少翁社（或稱麻少翁社，臺北市林圍里、倫等里、三玉里）、唭里岸社（臺北市北投鎮國度里、立農里）、內北投社（或內北頭社，臺北市北投鎮）、嗄嘮別社（臺北市北投鎮一德里、桃源里、稻香里）、坌社（臺北縣淡水鎮竹圍里、八勢里）、雞柔山社（或雞洲山社，淡水鎮義山里、忠山里）、外北投社（或外北頭社，淡水鎮北投里）、圭北屯社（又名大屯社，一名大洞山社，淡水鎮屯山里）、八里坌社（臺北縣八里鄉）、小雞籠社（臺北縣三芝鄉）、瑪陵坑社（臺北縣七堵鄉瑪東、瑪南、瑪西等三村）大雞籠社（又名龜霧社，基隆市社寮里）、金包裡社（或金包里社、臺北縣金山鄉三和村）、三貂社（或山朝社、臺北縣貢寮鄉穗玉村）。
噶瑪蘭族分布於宜蘭平原，清嘉慶十五年，蛤仔蘭歸入版圖時，稱熟番三十六社，其中含有若干凱達格蘭族村落。其後，漢人大舉移來，在山地土著與漢人雙重壓力下，大多捨棄原住地，分散於宜蘭平原各地。其一部分曾沿山路南下至花蓮縣奇萊地方，一部分順海路登陸花蓮米崙山下鯉浪港，形成加禮宛、竹仔林、七結仔、談仔秉、瑤歌等六社。後再移動而形成新城、加路蘭、新社、石梯、姑子律、水母丁、城子埔、加走灣等村落、宜蘭平原噶瑪蘭村落如下（噶瑪蘭族社名、譯名相異者繁多，茲僅舉其一種）：棋立丹社（礁溪鄉德陽村）、抵把葉社（礁溪鄉德陽村）、新仔罕社（礁溪鄉）、奇武暖社（礁溪鄉光武村）、踏踏社（礁溪鄉玉田村）、馬麟社（礁溪鄉玉光村）、奇蘭武蘭社（礁溪鄉二童村）、打馬煙社（頭城鄉竹安村）、喀里遠社（壯圍鄉大福村）、奇立板社（壯圍鄉廓後村）、矦里目罕社（壯圍鄉新南村、功勞村）、抵美福社（壯圍鄉美福村）、新仔羅罕社（壯圍鄉功榮村）、抵美抵美社（壯圍鄉美間村）、珍仔滿力社（員山鄉蓁巷村）、擺離社（員山鄉蓁巷村）、吧咾吻社（員山鄉惠好村）、抵美簡社（不詳）、矦支鎮路社（不詳）、哆囉岸社（羅東鎮打那岸）、歪仔歪社（羅東鎮仁愛里）、掃芴社（五結鄉興盛村）、娑羅辛仔宛社（五結鄉新店村）、加禮遠社（五結鄉秀水村）、奇澤簡社（五結鄉利澤村）、流流社（五結鄉新店村、秀水村）、打朗巷社（五結鄉協和村）、奇武荖社（冬山鄉三奇村）、里荖社（冬山鄉埔城村）、珍珠美簡社（冬山鄉珍珠村）、武罕社（冬山鄉群英村）、打蚋米社（冬山鄉永美村）、馬荖武煙社（冬山鄉武淵村）、南塔吝社（不詳）、留留仔莊社（不詳）、猴猴田劵社（蘇澳鎮頂寮里、新華里）、馬賽社（蘇澳鎮永榮里）阿里史社（三星鄉大隱村、行健村、拱照村）。
平埔族不知何時來臺、何處來臺、經過漫長無政府狀態之部落社會，依地理形勢、血緣、風俗習慣與祭禮，結合形成孤立之小集團。遠在歐人侵臺之前，閩南漢人不斷地擴尋漁場，本省沿岸已有數處開發成閩南漁民的漁場，也繼而與沿岸先住民有貿易性之接觸。自西元一千四百年起，由於歐人積極開拓東洋航路，東西接觸，日趨頻繁。迨一千五百年起，西班牙人已據有菲律賓之呂宋島。葡萄牙人入侵我澳門，荷人因此受刺激，急欲於東方覓一根據地。遂於明天啟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年），於爪哇巴城，設立東印度公司，伺機攫取澎湖，以便分別影響西人與呂宋、葡人與日人之間的貿易。為此，乃引起中、西、葡三國之聯盟，出面交涉，期迫使荷人退出澎湖。當時荷蘭國勢正隆，斷然予以拒絕、並嚴陣以待。明朝自料難敵，於明天啟四年（西元一六二四年），與荷人締約，許荷人以臺灣易澎湖。荷人遂於是年八月，在臺南安平內港登陸。據臺灣史學者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指出：
「荷蘭人佔據臺灣後，由於福建地狹人稠，早就受人口之壓力，加以頻遭海寇之蹂躪。飢荒以及抗清戰事，的蔓延，民生頗受影響。於是有許多移民，不僅是商賈、漁民、尚有農夫、工匠以及各種勞工等人，橫越海峽，移居臺灣、謀求生路。臺灣更形重要，臺灣的漁業與貿易更趨繁盛。漁業和貿易的活動，把大陸與臺灣聯結起來，許多漢人渡過海峽前來臺灣。
其時，臺灣成為荷蘭人將中國商品輸往巴達維亞、日本、荷蘭本國以及東印度各地商館的重要貿易中心。透過漢蕃交易，漢人已與土著建立了密切的貿易關係，並對土著的經濟生活有顯著之影響。同時，在荷蘭人的獎勵和保護之下，許多漢人從事狩獵、𤤳社及農耕。孤立而關閉保守的部落社會乃逐漸開化，並且臺灣的產業也逐漸發展。稅捐與關稅遂成為荷蘭當局的主要財源。
因為當時鹿皮為對日本貿易的一項重要商品，漢人乃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土著交易蒐集鹿皮。這種對鹿皮的需求，更促進了漢人的活動，許多貧窮的漢人，冒險更深入荷蘭人的勢力範圍外的地區，而與土著建立密切的關係。
其時，荷蘭人、漢人與土著之間，有互相共存與衝突的複雜關係，漢人即介在歐洲人與土著人之間，乃作兩者媒介者。」
自此，平埔族由原來處於優勢的地位轉變成劣勢的地位。隨著漢人經濟勢力的拓展與農業開墾的吞食，平埔族不得不遷促覓尋日益窮困的生計。
（一）早期平埔族與漢人之接觸：平埔族與漢民族實早有交涉，據文獻所載：隋大業年間曾三討流求國，其國支碎，人民擒擄者不下數千。宋淳熙年間曾有琉球國人至泉州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元代至正年間又有招諭征討琉球之事，擒生口一百三十餘人而歸，並遺所俘歸諭其國。明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之船舶因風寄泊臺灣，棄平埔族為化外之民，殆無交涉。又元代至正年間，元帥征伐日本，遇颶風而敗歸，而相率逃至澎湖、琉球者。迨元未置巡檢司於澎湖，以隸屬福建同安縣。明洪武年間湯和經略海上，以澎湖島民叛服難信，盡徙嶼民，廢巡檢司而墟其地，故此等零碎史暗示，平埔族與漢族間之交涉似乎相當久矣。
最初佔領臺灣，與平埔族周旋之外族，厥為明史之「倭寇」。元以前漢民族之移住只限於澎湖，至元末已略有開拓，似可以置信。澎湖先住民之族系及其與漢族之交涉殆未有所聞，若據何喬遠閩書：「東番夷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則其族明時已絕跡於澎湖矣。關於倭寇，明史外國列傳東番國曰：「嘉靖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而雞籠遭倭焚掠，國遂殘破，初悉居海濱，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船從魍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為常」。倭寇中多混有東南沿海海寇。林道乾後又有海寇顏思齊，鄭芝龍，以臺灣為根據地，剽掠海上，自打狗至雞籠，西海岸一海口附近之平埔族，受流寇之慘毒當不少。倭據臺灣，僅欲為掠奪海上之根據地，絕少從事農商者，故與平埔族甚少交涉。
漢族既與平埔族開始通商，略知開拓臺灣之有利，又逢明末之兵亂，與積久之人口過剩，泉漳之民潛避渡來者漸多，初居打狗、鳳山、臺南附近，或與平埔族交易，或以耕漁為生。其與平埔之進一步交涉，無史根據，惟當時漢族為數寥寥，未得伸展機會。大概仍尊重平埔族之地主權、未及侵犯，只是商業文化之往還，故兩者之間似無傾軋。
（二）荷人據臺與平埔族：荷人佔據臺灣之主要目的為壟斷貿易之利。在臺灣荷人包括其非洲黑奴在內，最盛時亦不過三千人，其住民主要者為官兵商人，惟亦有傳教師，以撫育先住民，其撫育之目的，為便於達成其經濟掠奪。荷人欲在農產物輸出上，增加關稅貿易之利，注重土地開拓，獎勵農業，然而平埔族農業知識仍屬幼稚。且其野性非可一朝而馴化，故不得不向對岸之中國大陸求農耕移民，此恰與漢族之逃避戰亂者不謀而合，漳泉農民遷住臺南附近者甚多，至荷人據臺灣四十年後，有二萬五千之壯丁及若干婦幼人住在西海岸一帶。與荷人之所謂北部、南部集會區，約四萬五千之平埔族相處。所以施琅陳臺灣棄留利害疏謂「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荷人以救濟歉年災厄，保護外寇為交換條件，要求平埔族與一部分高山族承認其主權、徵收人頭稅，惟對其土地所有權則表示充分尊重，其公司之設址即向赤嵌平埔族收買之，據一六三三年一月一日臺窩灣日記載：「……先是，北線尾之島嶼，因係沙地缺清水，不適公司居住，乃選定順沿淡水河赤嵌之地，於一六二五年一月，向新港社土番頂讓……」生產地則在開墾時與平埔族保有協墾關係，或貸與資本，或配給耕牛，或借予農具，引進各種新作物，又修築陂塘堤圳等，及至墾成後，變為王田。對漢族之交涉，則以避免衝突為其原則。荷人統治除嚴格執行司法權外，尊重從來之原始部落政治形態，保留酋長，任其自治，另外組織地方議會，監督並誘導諸社酋長、長老服從荷方。因其侵略手段溫和巧妙與其教化事業並行，先住民族群之悅服者年有增加，及西元一六五○年南自瑯㛦（Lonckjau）北至淡水（Tamsuy）四海岸一帶之土著民族，包括一部高山族在內約三百村（dorp），以及東海岸噶瑪蘭（Cabalangh）之四十五村，卑南（Pimaba）高山族在內六十一村，人口共計約七萬人，均入荷人治下。而凡領有荷人所發給打獵許可證之漢族，均能安然出入先住民族獵區。荷人之教化以其政廳所在地附近最為成功，甚至在嘉慶年間，平埔族間，尚有以拉丁字拼寫先住民語者，深恐漢人有詐，土地契字以拉丁字補充並列之。
（三）西班牙人據臺與平埔族：西班牙人佔據北部臺灣，為時不過十六年，其占領範圍亦不及荷人之半，又因急於獲得貿易據點以對抗荷人，殆無暇顧及開拓，其與平埔族之接觸，僅限於交易與布教，而北部平埔族兇悍嗜殺，深入布教者多被殺害，教化所及不出於其根據地基隆（Som. Salvador）、淡水（Casidor）、海口附近，其移民最盛時只有五百人，包括馬尼拉土人在內。荷人逐出西人後，竟是地僻人稀到，拓殖教化之功微微，在北部荷西之影響，除少許交易外，殆無可言。
（四）明鄭時期之平埔族：鄭氏據臺灣後未幾，盡失島外據點，抗清基地大感窮蹙，而漢族渡臺者仍增加不止，為建設一國家計，已不能繼續過去漢人與平埔族人雜處散漫生活形式，乃有寓點於農之策。荷人敗退後，傾力實施屯田兵制，督兵開墾，即：「以各社土田，分給與水陸諸提鎮……令兵丁俱各屯墾」（海上見聞錄），鄭氏更分遣官吏，向平埔族徵收重賦，即「曩鄭氏於諸番謠賦頗重，我朝因之」（裨海紀遊）通事更以各種名目徵收捐稅，且屢差役平埔族，用人不得時：「軍令繁雜，不論老幼男婦，咸出供役，以致失時，況土番計口耕種，家無餘蓄，而枵腹趨公，情已不堪，又遭督運鞭韃」（臺灣外記）。「番俗六考」曰：「沙轆番，原有數百人，為最盛，後為劉國軒殺戮殆盡，只餘六人，潛匿海口」。「紅毛初居時，平地土官悉受約束，犯法殺人者，剿滅無孓遺，鄭氏繼至，立法尤嚴，誅夷不遺妻子，併田疇廬舍廢之……至今大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林莽荒穢不見一人，諸番視此為戒」（裨海紀遊）。據康熙來臺從事測量之（de Mailla）所記，平埔族隸屬漢族者，北部只有三十七社，南部只有九社，據康熙五十五年浙閩總督覺羅滿保之「題報生番歸化疏」，熟番在鳳山縣十二社，在諸羅縣三十四社，共計四十六社（包括歸化生番六社）。又據府志（范志）：臺灣、鳳山、諸羅、彰化、淡水四縣一廳熟番社只有一百二十七社，尚不及荷人最盛時，北部集會區六十九社，南部集會區十五社，淡水地區九十三社，共計一百七十七社。據府志：鄭時移民為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七戶，一萬六千八百二十口（據施琅陳海上疏則約有四萬人），所佔田野共計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三餘甲。西海岸一帶沃野歸漢民所有者概限於南部。至於近接西部平野淺山地帶之高山族，罕有受制服驅逐者，鄭軍或數戰不利，率皆中止，或僅毀其巢而歸。
（五）清代之平埔族：清廷平滅在臺鄭氏之後，曾嚴禁大陸漢族移民臺灣，漢族之流移臺灣一時衰弱，據府志：自康熙三十五至五十年間，新增僅二千零七戶。鄭時分屯二十四里外，南北各地之將弁兵民，亦多撤退放棄其地，佳里興（鄭時開化里）以北悉為平埔族部落，幾不見漢族之蹤跡（裨海紀遊）。又政府嚴厲限制既住漢族之擴展拓殖範圍，對漢族之私墾越墾規定：「臺灣奸民私槺熟番埔地者依盜耕本律問擬，私墾於生番界內者依越渡關塞律問擬，田仍歸番」」（戶部則例）且不許漢族之𤤳耕，以保護平埔土地所有權，欲以保護其生計。惟實際上，閩粵境內，人口過剩，極其嚴重，偷渡之眾，陸續湧至，而且未久臺政弛廢？康熙五十年前後，渡航之禁，侵占番地之禁，徒成虛文，漢族接踵抵臺，偷越邊陲禁界之平埔族地，日事侵削。其諸羅縣之情形為「向為番民鹿場麻地，今為業戶請墾，或為流寓佔耕，番民世守之業竟不能存什一于千百」（周鐘瑄上浙閩總督覺羅滿保書），雖於鹿州文集謂：「北路地方千里，半線以上民少番多」，然未幾竹塹附近已成「鹿場半被流民開」（阮蔡文竹塹詩）矣。生番界曩昔以土牛、紅線立界禁墾，及康熙六十一年以石代之，取締偷越尤嚴惟平埔族界則初無此種標幟。雍正五年尹秦上疏曰「北路虎尾溪以上閒原寬曠，其召民開墾之法，毋許以一人而包占數里地面，止許農民自行領墾，一人不得過五甲，十夫連環互保……再如熟番場地，向有姦棍認餉包墾，久假不歸之弊。若任其日被侵削，番眾無業可依，必至退處山內，漸漸變為生番。宜令大社留給水旱地五百甲，中社四百甲，小社三百甲。號為社田，以為社番耕種牧獵之所，各立界牌，將田場甲數四至刊載全書，使日後勢豪不得侵占。其餘草地，悉行召墾。」此為平埔族保留社地之議，然未被採納，旋即實施解除平埔場地之禁墾。此種觀念於藍鼎元論臺灣事宜書中曾表明云：「前此，以番地禁民侵耕，今已設縣治，無仍棄拋荒之理，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欲還不勝還也。」康熙末年不論當局之政策如何，漢人於西部平原之拓墾，有恆且持續進展。高屏溪下游屏東平野之開墾於康熙末年已略具規模，未及乾隆年間，臺北盆地之開拓亦已奠定基礎。平埔族在南北兩路之邊陲者均不能安堵樂業，「南盡瑯㛦，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利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為野番嗜殺，今則群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仔難、崇爻、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勵禁不能使止也」（平臺紀略）拓墾之進展，從舊志上之統計而看，滿清領臺當初，舊有田七千五百三十四甲餘，園一萬九百十九甲餘，共計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甲餘，及雍正末年新增田七千二百三十九甲餘，園二萬七千一百，六十九甲餘，共計三萬四千四百八甲餘，可見侵耕占地之急速。
漢民侵占番地之手段，如鄭時「視番為俎上之肉」者，只在僻陬罕發，大多侵占者礙於清政府嚴厲措施，轉向用權術施行竊取，所謂「媚番，導為升木之揉」（周鍾瑄上覺羅滿保書）也。其初番地尚係地闊人稀，平埔族未有重地之心，漢人施小利誘，容易取得其地，彰化縣志曰「番社歲久或以不利，更擇地立新社以居，……先時舊社多棄置為穢墟，近則鬻諸漢人」，是漢人與平埔族交替聚落產生之一端。漢民取得平埔族土地之手段，方式甚多。「蘭地三十六社，化番獨散於近港左右，以漁海營生，負生愚魯，不知耕作。有餘埔，漢人斗酒尺布，即騙得一紙𤤳子，又不識漢字，所有𤤳約即係漢人自書，但以指頭點墨為識，真偽究係莫辦，而所𤤳之輩尤貪得無厭，立有𤤳約至透墾後，應納報候，多糾纏不清」（宜蘭廳志）政府土地檔案圖冊又屢遭兵燹而散佚，故地畝常被侵占或移坵換段。這當然不限於番地，般民地亦然，惟尤以番地為甚。更有乘平埔族女子承家，贅婿平埔族婦女，以佔有其家業之例多起俗雜記：「納番女為妻妾，以致番民老無妻，各社戶口就衰微」，據「番俗六考」：「南路鳳山番……近日番女多與漢人牽手者」等其數應不少。甚至以副遯連誼之方式亦盛行，「半線社，多與漢人結為副遯，副遯者盟弟兄也，漢人利其所有，托番婦為媒，先與本婦議明，以布數疋，送婦女父母，與其結為副遯，出入無忌」（臺灣府志）。如是滔滔流移之徒以各種方式侵占，加速減少平埔族之生存所需場地，彼此對立漸趨尖銳，平埔族掙扎，作困獸之例亦迭起，「番俗六考」云「沙轆社……辛丑七月（康熙六十年），漢人有欲售其地者，土官即目雙瞽，即佯許之，私謂眾番日，租公所遺址此尺寸土，可耕可捕，藉以給饔餐，輸課餉，今售於漢人，侵占欺弄，勢必盡為所有，闔社將無以自存矣」。至雍正六年，遂，導致大甲社之亂，近鄰南北族社響應而起者，達十餘，對漢族肆行暴動殺戮。
乾隆四年政府重申侵占禁令：「漢民𤤳墾番地有契而憑，輸糧已久者，畫界立牌，其外越墾，並土棍強占者，查出全數歸番」（戶部則例）始立石於各交界，以標榜厲禁。此禁時久亦歸弛廢，狡獪喻利之徒或夤緣於武員，藉名墾闢官莊，以逃法網，例如：「客民侵佔番地，彼此爭競，遂投獻武員，因而踞為已有者，亦有接受前官已成之產，相習以為固然者，其中來歷不分明，是以民番互控之案，絡繹不休」（乾隆九年禁駐臺武員招佃開墾佃園上諭，以致乾隆九年禁止武職招佃開墾之禁。乾隆十一年及三十二年重中禁止典賣平埔族地，然侵界給墾，違法典賣仍迭出不已。漢人買平埔族地者多，而租𤤳者少。至乾隆二十四年放寬禁令，承認原買田歸田於平埔族，漢人再向平埔族得承耕權。「漢民𤤳買墾耕陞科管業之田園，無論例前例後，但令一律貼納番租」（戶計則例），乾隆三十三年重申之，且定徵賦之額「照例每甲收租八石」，每田園收租四石，以之勻給口糧）（分巡臺灣道張珽出示）漢族合法侵墾先住民族土地之門於是大開。正如乾隆五十三年奏議內所稱：「民人私向生孰番黎，租𤤳田地耕種，價輕者謂之𤤳租，價值租重者，謂之典買。孰番等歸化日久，漸諳耕種，社番業經典買與民者無田取贖」。
平埔族，其場地加速跼蹙時仍有願典賣土地者，實由於經濟理由。原來平埔族之經濟觀念謂「計口耕種，家無餘蓄」外族入臺後，不堪徭賦之重，且以前地盡其所有，豐收時，猶可支持，「以有定之疆土，處日益之流民累月經年日事侵削」後，除繼續割賣土地外，別無辦法。據府志載當時番餉為「壯番每年每個米一石七斗，少壯番一石三斗，壯番婦一石」，折銀為平均四錢五分，據乾隆二年輕減餉諭：「按丁徵收有多至二兩一兩有餘，及五、六錢等」，較之中國內地每個徵銀二錢，至少過之二、三倍，加以「中間通事頭家假公濟私，何啻數倍，土番膏血有幾，雖欲不窮，得乎」（周鍾瑄上滿總制書）。「科歛恣權，課及雞豚，幾不聊生」（余文儀楊觀察北巡圖記），雖有乾隆二年之減輕番租上諭，平埔族之窮乏依然嚴重，典賣土地者不絕，現仍能獲當時之典賣土地契書，平埔族之不善躬墾，不善居積，不事貿遷，惟以田獵為生計亦為經濟崩潰之主要原因。雖田園日削，平埔族仍招漢民承佃，以為永享番租。番地一旦「出典」。平埔仍保留租權，此在初期雙方皆願意。然漢民歷久則不奪不饜，始則抗其租，繼而據其產。番丁至失業疾苦，始知悔其當初，惟以控訴莫由矣。
乾隆五十五臺灣南北路設屯。先是福康安平林爽文役時，岸裡大社平埔族，協助官兵有功，事後上奏擬議以平埔族設屯，其因由一是獎功，二是捍衛地方；軍機大臣會同兵部酌議亦稱：「臺灣地方，番民間處，當逆匪滋事之時，該處熟番均能奮勇出力，現在事竣，自應酌量挑補兵弁，分給田畝，以示撫綏，以資捍衛」。當時平埔族之「與民人錯居村莊，數十年來頗知畏法恭順」（乾隆三十一年閩浙總督請設鹿港理番同知疏）已被公認有年。初設屯時共有九十三社（內有兩三化番社）戶口較少之社，或數社併作一屯，或附入近處大社。
屯制上並無統轄機構，僅「與各處營訊官兵聲勢聯絡」（福康安五十三年奏議），又除「遇有搜捕盜賊等事須聽候征調」（福康安同上奏議）外，無獨之任務，平時既不操練，武器亦不由官給又不問武器種類各從其所習好，因此番丁供差遣之組織鬆弛。然清廷獎功殊遇卻頗厚加。對屯丁免除繇役，除給養贍埔地外，更支給屯餉（屯丁年給八元，屯外番六十元，屯把總八十元，屯千總一百元）。蓋養贍埔地乃未墾荒地，其墾孰尚需時日，故不得不作接濟，而屯餉之來源則徵自漢人，越界侵墾地之田租。當時土牛界外越界侵墾地三千七百三十餘甲，因循承認原墾佃之耕種權，但令其依章繳納屯租，年可收四萬一千餘石，每一石折銀一元，共可收四萬一千餘元。以充作屯餉。初屯租田屯弁自收發售，惟屯弁丁尚未十分開化，缺乏財經能力，不久弊害百出，乃征租與發售改由官方主之，然其弊端在嘉慶初年已經發生，見於劉銘傳光緒十二年整頓屯田摺云：「迄今百餘年來，屯租則徵不足額，屯餉則減半放支，歷年既久，不獨屯丁疲癃殘弱，甚且有名無實，半由廳書屯弁冒領瓜分」。又養贍地之撥給，為充屯養贍之用，故禁止典賣僅免其完納正供。充作養贍埔地在土牛線界外，未墾荒埔計五千六百九十一甲。屯弁丁所領，據福康安五十五年奏議云：「千總十甲，在把總五甲，外委三甲，屯丁最少一甲，最多一甲六分餘」，規定養贍地須自耕，本於保護番業之美意，惟仍有可得理番同知批準，招佃出墾之方漏洞，又不免產生屯乎永為業主，漢佃永為佃戶之弊，道光十七年北路理番同知陳示諭中述及此種弊端，因此民番得以巧立名目，回避典賣之禁。閩浙總督方維甸於嘉慶十五年示諭云：「爾等民人，凡係原給屯番埔地，及應征屯餉田園，如有典賣侵占者，即速赴委員處，首控免罪」，雖重申禁令，但在同治六年制，養贍埔地之出典已成公認，於光緒十五年其杜賣乃被承認。
道光初年姚瑩稱：「漢人蕃衍，丁口已二百五十餘萬，而生熟社番不及二十分之一，匪惟貧削，實亦丁衰，寡弱之形殆若有天數焉。……半線以北，康熙之末猶番土地。未逆既平，乃增彰化，設淡水廳，遂極其北境，至於雞籠之地盡矣。南北袤一千二百餘里……嘉慶中又開噶瑪蘭，遂及山後，增幅員百里。……噶瑪蘭之開也，乾隆間即有民人潛往，嘉慶元年吳沙率眾佃入山，佔奪攻殺幾十餘年，楊廷理往開時，大局已定，故眾社番獻納輿圖，設官經理，然委員督墾之初，僅西勢二十四社歸誠，而東勢社番初尚相持不肯，強之後可。……今山前無隙土矣。舊族日滋，新來不已，無業可執，則有三種莠民。一輿夫，千百為群，動與兵鬥。二赤棍，結黨立會，散處市塵。三盜賊，竊頻聞，誅之不盡。生熟社番既寡弱，則奸民欺凌益盛，雖有明禁，而趨利忘生。……其不能自固者不僅水埔二社也。」（埔里社紀略）所言水埔二社事，係指前此嘉慶二十年郭百年侵略內山埔里生番地。蓋埔里社在萬山中，路極迂險，內逼兇番，雖自雍正、乾隆間即稱沃衍，然臺灣開闢未久，地利有餘，且漢人不知虛實，故未敢深入。至嘉慶年間臺灣生齒日繁，游手茁多，而山前平埔族地無曠土矣，於是奸民頻年深入埔里生番地，見番勢弱，即擁眾入山。企圖侵占，大肆焚殺。可見西部平原平埔族社地跼蹐，已無膏腴之可貪。犴猾之徒挺而走險，轉向邊畔也。平埔族生活維艱已極矣，乃有背井棄鄉，尋求新天地，以保餘餌者，自嘉道以降，平埔各族遷徙極其繁複，而當時漢族未到之番境，非內山即山後，為其殘喘餘生之地也。然而內山為生番所據，其狀況據裨海紀遊云：「野番在深山中，疊嶂如屏，連峰插漢，深林密菁，仰不見天：棘刺藤蘿，舉足觸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其升高陟顛越菁度莽之捷可以追驚猿、逐駭獸。平地諸番恆畏之，無敢入其境。」除埔里社生番經郭百年的「殺番掘冢」而大衰外，餘則莫敢入焉。惟山後噶瑪蘭，及阿美族居住臺東平原，先住族與平埔族，較為近似，容易與三和善相處，因而稍有平埔族投之而避世者。
平埔族之大舉移住可分為三期：一為嘉慶年間之巴則海、巴布薩、拍瀑拉、道卡斯、凱達格蘭、洪雅諸族之移住噶瑪蘭。二為道光年間之巴布薩、巴則海、拍瀑拉、道卡斯、洪雅諸族之移住埔里，三為西拉雅及大武杄於道光年間之移住東部，及噶瑪蘭族之南遷。而以第一期者為時最早，以第二期者為規模最大，至於第三期移住地即今花蓮臺東一帶，此地以中央山脈之屏嶂與西部平原隔絕，久為政教所不及，居者悉為生番，為拒漢人入墾最久之唯一地區。故移住平埔族在各地與漢人糾纏不休，屢圖避開而不能者，逃入此地以延
餘喘也。但未幾，光緒元年設置卑南廳，此種逃避地之條件亦漸漸喪失矣。
（一）西部平埔族之移住噶瑪蘭：在嘉慶九年，其最初移住地為五圍地方，而當時吳沙等徒漳泉粵三籍民已逐噶瑪蘭族（kavalan）先佔此地。西部平埔族之移住此地，其具有規模者，只有最初一次，其後移住戶口均為零細，且卻有遷來後復回西部故社者。蓋噶瑪蘭之地原有強大之先住民居民佔居，且地雖稱後山，早為漢族所侵占，其移住條件不甚理想，移住後生活亦極不安定，遂不得已而展轉求他地遷移，如此初批移住即遭遇困難，其後繼之者鮮矣。其詳細見於姚瑩撰「東槎紀略」卷三噶瑪蘭原始，該書曰：「（嘉慶）九年彰化社番首潘賢文、大乳汗毛格，犯法懼埔，合岸裡、阿里史、阿東、東螺、北投、大甲、吞霄、馬賽諸社族千餘人、越內山，逃至五圍、欲爭地、阿里史眾強，而鳥鎗多，漳人不敢鬥，相與謀，阿里史無糧，不若助之粟而散其眾，乃陽與和，分置諸番而食之，阿里史眾喜，漸及換買其鳥鎗幾盡，阿里史乃弱，悟悔而無可如何，十一年山前漳泉械鬥，有泉人走入蛤仔難者，泉人納之，亦與漳人鬥，阿里史諸番及粵人本地土番皆附之，合攻漳人不勝，泉所分地，盡為漳有，僅存溪洲，鬥幾一年始息，阿里史諸社，乃，自開羅東居之，潘賢文為之長，十四年漳泉又鬥，漳人林標、黃添、李觀興，各領壯丁百人，吳全、李佑前導之，夜由叭哩沙喃，潛出羅東，後逕攻之，阿里史眾驚潰走入土番社內，漳人遂有羅東，已復和泉人，乃自溪洲沿海開地至大湖，粵人乃至東勢，開冬瓜山一帶，此皆十五年前事也。」移住羅東之成份，是否包括原移住時之各社不詳。據嘉慶十五年四月浙閩總督方維甸之奏請噶瑪蘭收入版圖狀曰：「又有岸裡社，阿里史社、阿東社、東羅社、牛罵頭社熟番，遷居其中，荒埔尚未全墾，此噶瑪蘭地勢情形也。……熟番五社九百九十餘丁，……。」即減少前期之大甲、吞霄、馬賽諸社而新加牛罵頭社。但上述各社「流番」，處境已到相當困窮、竟有歸回原社者，其與西部故鄉間概常通氣脈。唯當時西部平埔族諸社窘態日劇，漢人已侵佔埔里，故猶有該「流番」之同種族為求安土由西部往來於此間者。於是牛罵頭、烏牛欄等社名，亦散見於諸文獻。漢族之擴展不知止境，不久其拓展亦追蹤而至，羅東之地亦變為漢人所有，移住平埔族退居於「土番」住區及沿山荒廢地區。當平埔族移住之初，官方雖略加保護，但因為彼等為外地「流番」，故不得享受如加留餘埔等之特惠，其分得之場地概係沙地最劣之區。光緒元年設理番及撫墾機關，而將噶瑪蘭族（Kavalan）併置在普通行政下，施以與漢人同一政治，西部平埔族被置於與漢人自由競爭下，所受折磨不少。先是道光、咸豐、同治間有漢人墾首招漢人與噶瑪蘭族人（Kavalan）開墾叭哩沙地地方之舉，結果不堪泰雅族人之害與瘴氣猖獗而罷，惟參加開墾之平埔族人中，有一部分「流番」及原住噶瑪蘭族留此營生者。十二年設叭哩沙撫墾局，決定開墾叭哩沙。叭哩沙適在西部平原翻過中央山脈入噶瑪蘭移住路之要衝上，附近仍為泰雅族人（Atayal 族）跳梁之地，當時平埔族不致久留於此，今乘殷戶招墾之舉，即大舉捨棄平原舊社竄入山中，尋求新天地。就中「流番」阿里史社即全部移至阿里史，阿束社亦盡數移至破布鳥。其他各社番亦聞風紛紛移至叭哩沙。
（二）西部各平埔族之移住埔里盆地：埔里盆地原為萬山中之開闊盆地，周圍可及三十餘里，外與外界西部平原隔絕，形成一大桃源鄉。入其地者亦以漢族較平埔族為先，嘉慶十九年，漢人一批入埔時，已有先住民之聚落，一稱埔社一稱眉社，以眉溪為界，埔社大為布農族，而眉社為泰雅族，其人數不多。漢人郭百年等之徒偷越此地後，對此等山地之先住民盡壓迫欺凌之能，又乘先住民之無備，大肆焚殺。其後雖經官方悉折其土地，迫棄耕佃逐出境外，嚴禁彼此之往來，然埔里社族自是大衰。埔里社族人寡而自危，遂招西部平原之平埔族人入墾，以圖相互扶持。道光三年，有萬斗六社通事田成發，先與埔社族群謀成，招附近平埔族人，潛往復墾，此後西部平埔族之移住者接踵而至。如斯，「埔眉番」之先佔埔里社平原，因曾一度遭郭百年等徒之蹂躪，對移住之西部平埔族，只有同氣相求，作為東道主之誼，並不曾成平埔族經營該地之阻礙。埔里社平原係當時僅餘之一大世外桃源，地廣人稀，適位於本省之中央，故平埔族之移住於此地者尤多，其系統包括西部平原上之南北各族之泰半，入居平埔族計有五族，言語風俗各異。此等西部平埔族各族之入埔里社平原，自非一次湧至，係分批進行。今將其移住時期，移地等列表於後：
註：欄中之符號「—」表示不詳，此等多係其移住規模較小，移住後亦未能成獨之部落，而混於他社者，因之，其移住當時之狀況多失傳。
上表所述各社入埔年代，皆為其最後一次，其後各社人，前後相誘。由於西部平原上之遭遇，接連發生，漢人之侵佔與日俱進，各社益趨困窮，逃至此地者更駱驛不絕，故其移住前後分批進行，並非一次完成。平埔族順利移住後，使得原住山地先住民，在人口方面處於劣勢，因其人口之懸殊，主客顛倒，平埔族急速宣實奪主成為埔里社平原之主人。此種狀態可見於態一本之條籌辦番社議，即曰：「惟埔里社、道光三、四年間，慮被漢人佔奪，招引熟番，開墾自衛，熟番勢盛，漸逼生番他徙，二十年來，熟番已二千餘人，生番僅存二十餘口。」
當移住平埔族之生齒漸漸繁盛，在埔里盆地中到處形成部落後，為統轄上之所需，於道光十年左右，即設置通事一人，並在其下各社更置土司一人，掌管埔里社平原之平埔族人。此間期可謂官方對平埔族居住埔里社平原之正式承認。同治十二年設鹿港理番同知分廳於大肚城，光緒三年更將北路理番同知改署中路撫民理番同知，遷至埔里社城內。可見對平埔族之番務，已將其中心由西部平原移至埔里社平原，有如追蹤平埔族之移住設置之觀。因此種為平埔族之行政設施，留存西部平原，已失去其存在意義故也。
漢族之再入埔里社平原，據伊能嘉矩及「平埔番調查書」，大約在離今九十年至一百年前。此初期之漢族入埔概係潛入，無法劃定其上限時期。但日據時期之調查表示，至光緒七、八年左右，曾有移住之較具規模者，此次粵人先入，閩人繼之。後因未幾理番廳委員移駐，在官員監視下漢人之侵佔已不得再逞。移住平埔族在此亦幸免再度陷入西部平埔族各社所處之困窮。
（三）移至花蓮及臺東之噶瑪蘭族：噶瑪蘭族之居地除受西部平埔族各社之混跡外，並被大量之漢人侵佔，不堪優勝劣敗之結局，紛紛逃至山麓以求生存者甚多。其小移動情形極複雜，更有背井離鄉南遷者，尤其以加禮宛等社番之遠至花蓮、臺東方面者為規模最大路途最遙遠。其南遷者，以加禮宛社為主，故後來將散居於花蓮、臺東兩地方者皆稱之為加禮宛，甚至於將噶瑪蘭族之其他社族之移民，亦一律以加禮宛統稱之。加禮宛社，原址在宜蘭鄉五結鄉秀水村舊名加禮宛（舊利澤簡堡頂清水庄土名加禮宛），該社番一部分在道光年間，移至冬山鄉永美村舊名打那美，再由此分二批，一批移至蘇澳鎮北濱里舊小字北方澳，另一批移至花蓮，由此更進至臺東方面；後者，在道統二十年左右，由加禮宛社經過蘇澳，海路移至現在之花蓮縣奇萊平野北邊之米崙山附近一帶，（為此地方被稱謂加禮宛平野之由來）。光緒初年已有武暖、加禮宛、竹林、瑤高、七結、諸乘等六部落，後來文獻上概稱加禮五社者即指加禮宛、竹林（或竹仔坑）、瑤高（或瑤歌）、七結、武暖等而言。在其形成五或六部落期間，亦有同族之其他社族眾接踵移至此地者。
其後南方之發展，大約以此五社為根據地。其進路可分為二。一路沿中央山脈與東部海岸山脈間之臺東縱谷平原南下，直至光復鄉東富、西富、北富等村（太巴塱）南方之馬佛社（現西富社）。由此更南至卑南之間為山地先住民出沒之場地，其南下遂被阻。光緒四年吳光亮討伐加禮宛社後，由另一路沿海南下者均較為暢通。北自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村（加路蘭）南至臺東縣成功鎮思孝里（成廣澳），皆為其移住分佈區域。即自磯崎村（加路幽）南下，經過豐濱鄉新社村（新社），入阿眉族之同鄉豐濱村（貓公社）並設其居住區，再於豐濱村舊大字姑津與港口村（石梯）創設部落，更遠者混過同鄉港口村（大港口），至臺東縣長濱鄉寧埔村（石寧埔庄），甚而至同縣下成功鎮思孝里（成廣澳庄）、移住港口村（大港口）以南者，多不建立獨立之部落，而居住於四社熟番或阿眉族部落中。噶瑪蘭族在花蓮、臺東兩地移民之人口；據民國二十四年（昭和四年）「國勢調查結果表」加以考察，則花蓮、臺東兩地方之噶瑪蘭族，三千三百六十八人至一千六百三十三人之間。
（四）四拉雅族及大武杄（西部平埔族）之移住臺東與恆春：平埔族之從南路移往東部者，有大武杄（Taivoan）及西拉雅族與一支族之馬卡道族（Makatao）。西拉雅族原住臺南附近平原，大武杄即在其東方丘陵地帶。馬卡道支族即居住於西拉雅族之南疆，至下高屏溪（下淡水溪）間之沿海平原地帶。臺南平野為漢族開拓最早之地方，故西拉雅首當其衝先受其壓迫，向中央山脈山腳地方躲避。其最早時期遠在鄭氏時代。至康熙末年，退避者已悉退入山間，在平原地帶只留殘餘部落。鄭氏時之所謂四大社等，即尚能殘存於西部平原者。大武杄之遷至荖濃溪及楠梓仙溪沿岸地方，起自乾隆初年，至乾隆年間完成，其因係受西拉雅族之逼近，故西拉雅族之完全佔領臺南東方至旗山北方間之丘陵地帶（其一部分為過去大武杄之故地），亦當在乾隆年間。先是康熙末年間有粵人移民相率佔居高屏溪（下淡水溪），蓋其時臺南附近平原已悉被福建族先佔無餘。於是馬卡道族支族之大多數，即西進移至中央山脈山腳地帶，與排灣（Paiwan）族為鄰，新建許多部落，亦有長驅南避至恆春地方者。渠等在臺灣西部向邊陬之移動，可謂已陷山窮水盡之境地矣。而漢族之侵削仍不許其維持最後之居地，更接踵迫及，致使竟有越過中央山脈遷至東部地方，混入阿美族住地者。此事自何時開始尚無明確之記錄，惟據云，移住之先驅者，係以一群為數約三十戶（另說四十戶）之大武杄為主，亦參雜少許中途加入隊伍之馬卡道支族在內，其住區在荖濃、楠梓兩溪流域。彼等由枋寮附近越山進出大武（舊名巴塱衛）—此路線為浸水越道路之濫觴—再沿東海岸北至卑南社（現臺東縣卑南鄉卑南村、南王村）附近。移住者，以荖濃及楠梓仙兩溪沿岸地方之大武杄為主，但移住後不堪卑南社之壓迫，更北進主秀姑巒溪岸之舊庄，建一部落，此大約在一百二十年前左右之事也。後來因為土地狹小及水患嚴重而移至至對岸之富里鄉大富（大庄）。
馬卡道支族之移住恆春亦大約與之同時，該族之移住恆春者，與排灣族並居於同一部落，俗稱之為瑯㛦平埔。其移住之經過及移住後之狀況，據頭目陳阿三（住在恆春鎮山腳里大字山腳庄，光緒二十四年當時八十餘歲）說：「我族原住於鳳山萬丹溪附近，稱窪窪卡瓦金（Vavakawa Kin）之地，六、七十年前為漢人所逐。有名西亞部（Syavu）者率眾移住，始遷於今恆春之地，該地原係龍鑾社所有，因與該社番商訂，以水牛換取土地而得居地。當時我族擁有水牛二千頭，務墾耕，後因缺水利之便，一部份北進車城鄉溫泉村（舊名四重溪），一部分東進滿州鄉永靖村（舊名射矦里）。射矦里有射矦里社，又與之妥協，且多人娶其女子定居。當日軍進改牡丹社時，我族之一部分尚在恆春城，至光緒元年建城，始遷至山腳里（山腳庄）內。
凡南部平埔族之移住東部，其路線有三。第一為北部：由荖濃溪岸，越過中央山脈，出於新武路溪岸者，荖濃溪流域之大武杄及西拉雅族多經由之。但此路險岨，深入布農族之境域，須要其族之允諾與引導，故後來與布農族不和時，此路線即中斷；第二為中路：由枋寮經過大武至卑南，經過地為較開化排灣族住地，為移住各族利用最頻繁者。尤其是北路中斷後，西拉雅族及大武杄移民悉經此路；第三為南路：由恆春地方沿海岸至卑南社，經此路至東部者，只有瑯㛦平埔。除上述三路線經由陸路者外，並有取海路移至東部者，據宮本延人之論文「加走灣頭の孰番」（南方土俗第一卷第二號所載，民國二十年刊）中引潘石玲之言說：「渠等原住屏東縣萬巒鄉赤山、萬金二村（屏東部赤山庄），約五十六、七年前，經由海陸，登陸於臺東縣成功鎮思孝里（成廣澳），人數大約有二十戶。在此約停留二十五日後、移至臺東縣長濱鄉之水母丁住二年。當時長濱鄉長濱、忠孝二村（加走灣）尚為其獵舍之所在，未成部落。後來才有七、八戶之移住。而當時該地方一帶尚未有阿美族之蹤跡。」
此等移住之平埔族，其分佈地域大約為秀姑鑾溪以南：其隔東部海岸山脈，在海岸方面者，分布地域北自大港口南至成廣澳間；在臺東縱谷平原者，北自花蓮縣玉里鄉三民（迪階或作迪佳）、三笠等經玉里鎮春日里（織羅）、松浦里（媽汝或作麻汝、麻汝等）以富里鄉東里村（大庄）、與富里村（大庄）、與富里村（公埔）為其中心，南至臺東縣池上鄉之錦園村（新開園）、超越關山鎮之里杄、中福、新福各里（里隴），於其南疆與卑南族（Panapanayan）接界。移住者之於西部遺留部落為馬卡道支族；大傑顛、武洛、搭樓、阿猴等社為主；西拉雅族以新港、大武杄等社為主，大武杄即各社番皆有移住東部者。其在東部之移住地，在臺東縱谷平原方面：大武杄以東里村（大庄）、松埔里（觀音山）、新興村（馬加錄）、明里村（里行）、里杄、中福、新福各里（里杄）、萬寧村（番人埔或作萬人埔）為主；西拉雅族多居錦園村（新開園）、玉里（璞石閣、螺仔溪），並有大武杄並住；馬卡道支族多在富里村（公埔）、三民里（三笠）、大坡村（大坡）等。在海岸平野方面：馬卡道支族多在長濱村、思勇村（加走灣）、掃別、忠孝里（微沙鹿、石雨傘）；大武杄多居長濱鄉彭仔存、寧埔村（石寧埔或作石連埔）；竹湖、沙汝灣、忠孝里（成廣澳）即兩族皆有。現時在東部之四部平埔族約有七千餘人，其中屬西拉雅族僅為少數（大約不及十分之一），馬卡道支族及四主孰番其數相埒。
此等移住者之處境並非寧靜無事，縱谷平原方面，因西方有強悍之布農族，北方有秀姑巒阿美族，南方有稱羈之卑南族、均為強大之山地先住民，構成四面楚歌之局面，在沿海地帶之移住，雖然比中央縱谷平原之富里鄉大里村（大庄）等較遲，移住者初為無人境之獨占者，然未幾阿美族（Pantasah）海岸阿美族開始南進，移民在此亦與異族接壤，兩者時常相鄰建設新移住部落。總而言之，其與之關係雖不可謂親密，尚可稱比較和平相處。與布農族則或時而衝突，或交易饗宴和戰反覆無常。對卑南族，因卑南族當時聲浩大，臺東地方阿美各族均為其附庸，故平埔族移住卑南庄當初，即受其壓迫，遷移至舊庄後卑南社復常加壓力。但平埔族對先住者之壓迫，並不畏縮低頭任人擺佈，還有不少團結奮勇反擊成功之例；如據傳，原在大庄西方住有阿美族，因平埔族到此地方後，受平埔族之壓迫而退至海岸地帶等地。又據說住在原在嘮吧嘮吧之北絲鬮社亦懼平埔族之襲擊，而退回北絲鬮。總是，先住山地之先住民皆以地主之姿態接待新來者，移住者均先盡流亡者之體，贈與貨物饗宴主人後，商妥取地，及後來原住族苛刻誅求，始發生爭端，訴于武力解決也。光緒元年設置卑南廳，東部平原始劃入普通行政區域，前此少許潛入之漢人，於是開始較具規模之流移。
清朝二百年來之治理先住民以光緒元年作一大轉向。當時留在西部平原之平埔族與漢人雜居，漢化已久，漢化較落後之北路，至同治年間之漢化狀態據淡水廳志載：「風俗之移也，十年一小變，二十年一大變，淡水番黎較四邑為多，……今自大甲至雞籠諸番……其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之類半從漢俗，即諳通番語者不過二三耳。」況且南路者其漢化至深矣！於是沈葆楨來臺辦理海防事務時，乃認為可以專心於開山撫墾，而對熟番撤消其特殊治理措施，悉置之於一般地方官治下。而將南北理番同知移紮內山與後山。初乾隆三十一年閩浙總督請設鹿港理番同知疏曰：「……生番潛居大山，祗須防範嚴密，自不慮頻出滋事，至熟番則與民人錯居村莊。數十年來頗知畏法恭順。乃日久生弊，不法漢奸鑽謀入社，侵漁肥，至令番地之土俱為漢人佔去，眾番不知流離何所……實為臺地隱患。……應將淡水、彰化、諸羅一廳二縣所屬番社設立理番同知一員，凡有民番交涉事件悉歸該同知管理，……其南路臺灣、鳳山兩縣社番民甚少，查臺灣府海防同知專管船政，事務簡少，應請以海防兼管。……得有專員經理，熟番見主持有官，自必知所感激，安分守法。漢奸豪惡亦無所施其技倆。」，理番同知原為孰番專設的理治機關。光緒後，北路理番同知只管埔里社一廳，南路理番同知只管卑南一廳，埔里為所謂內山，卑南為後山，均非平埔族原居之地，其祖居地所屬縣廳均無專管平埔族之機構。平埔族在行政上地位與漢民無異矣。雖當其初仍拘慣習，尚存「番社」、「土目」、「通事」等名稱，然其實番社等於街庄，土目之權職與街庄總理略同。至於通事特制仍存，惟其漢番交涉之任務已改為輔佐土目徵收番租耳。
劉銘傳之開山撫番，承沈葆楨之遺緒，對平埔族亦不過辦理特殊政轉移為普通行政之過渡階段，其措施凡三：其一、改「土目」通稱為「頭目」，改「通事」稱「董事」。其二、申令推行「賜姓」（其所新訂賜姓規則禁番姓混民姓，是無寧為尊重事實，不可誣為其種屬郵別之觀念作梗也）。其三、光緒十三年請賦時廢止「番餉」。
至此，僅存之平埔族手持有制度獨有「番大租」一項，而該產權亦不久於日據後，即用僅少之補償費被官方強制收買。於是平埔族之固有制度至此蕩然無遺矣。
綜上所述，平埔族乃臺灣先住民族群中，居住於臺灣西部海岸平原之先住民。居於南部者有西拉雅族，洪雅族；中部者有洪雅族、巴布薩族、巴則海族、拍瀑拉族、道卡斯族；北部有道卡斯族、凱達格蘭族、噶瑪蘭族。然自十七世紀初葉，西方交通漸至，加上大陸人口歷經明鄭、清朝之遷臺，平埔諸族在面臨荷、西、漢諸強勢文化的影響下，逐漸改變其原有風俗及生活習慣、甚至被迫遷離原有之居住地，而漢人之足跡亦隨之而至。迄至清末，隨著漢人對臺灣開發之完成，平埔族與漢人之間已難劃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