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小傳
 　　王懿榮(1845~1900)，山東福山人，據說光緒二十四年（1898）王懿榮因患瘧疾，與好友劉鶚在「敗龜版」這味藥上發現了甲骨文，甲骨便成了古董商蒐求的對像。1903年劉鶚將王懿榮所有的甲骨，精選一千多片拓印成《鐵雲藏龜》，這是第一本將甲骨著錄出版的書藉，使我們認識商代文字。
　　王國維(1877~1927)，浙江海寧人，近代載譽國內外的著名學者。在他短暫51年的生涯中，在文學、戲曲、甲骨、金文、殷周史、漢簡、敦煌文獻及漢唐史等諸多學術領域中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其中，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深深影響了後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羅振玉(1866~1940) ，考訂出甲骨的出土地，直接導致後來安陽殷墟的發掘。他搶救內閣大庫及敦煌文物，是中國境內研究敦煌文書的先導者。1914年，他和王國維共同刊布《流沙墬簡》，開創了簡牘的研究。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本所開山祖師，安陽殷虛考古發掘的籌劃者，組織優秀的專業人材，乘風破浪，展開科學性世紀考古大發掘。他曾在新文化五四運動中叱吒風雲，又在古史研究與文獻整理方面獨樹一幟。台灣大學首任校長。
　　梁思永(1904~1954)，梁啟超次子。他徹底否定董成賓及李濟的「殷虛淹沒說」，並且復原了殷虛遺址上的建築，在錯綜複雜的地層堆積中，明確了仰韶、龍山和商代文化的疊壓關係，首次判斷出這些文化的發展序列，建立了中國考古學的典範，成為中國近代考古學邁入成熟階段的顯著標志。
　　石璋如(1904至今)河南省偃師縣人，本院院士。自七十餘年年前參與安陽殷虛考古的發掘，至今依在整理及出版發掘報告。遷臺後，和李濟等人為台灣考古做出頁獻，使瀕臨中斷的台灣考古學重獲生機。
　　董作賓(1895~1963)，河南南陽人。在本所成立後，他就主持殷虛的試掘工作，爾後也主持了多項考古發掘，對早期的中國考古學具開創性意義。他在甲骨文上貢獻卓然，人稱「甲骨四堂」之一。他證明甲骨文有更遙遠的源頭，給古代文化研究開拓了的另一途徑。
　　李濟(1896~1979)，湖北鍾祥縣人，是中國第一位赴美學人類學及考古學的人，也是現代學人中運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民族及遠古文化的先驅。他認為在遺址中一切採得的原始資料都有學術價值，而非只研究款式完整的器物。他在殷虛田野中，及後來的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培養出中國考古中堅份子。
　　胡厚宣(1911-1995年)，河北省望都縣人，挖掘完殷虛1004號大墓後就轉入甲骨文的研究。天生聰穎，治學勤奮，編著了《甲骨學商史論叢》及《甲骨文合集》等響深遠的學術論著。
　　高去尋(1909~ )河北安新人，本院院士。當年跟著梁思永參加殷虛第十二次發掘，即侯家莊西北岡第三次的發掘。梁思永過逝後，他受命整理梁思永的未完稿，案伏其中二十年，最後終於完成這不朽之著作──《候家莊》。
　　劉燿(1906~1983)，後改名尹達，河南省滑縣人，曾參與本所在安陽小屯和后岡遺址等重要的考古發掘。他論證了考古學家安特生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後來，他使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中國原始社會的研究，摸索了考古學歷史研究結合，服務於理論鬥爭道路。
　　郭寶鈞(1893~1971)，河南南陽人，不怕困難，最會想辦法的考古學家。他結合文獻進行研究，肯定了殷虛的版築遺跡，首創了對洛陽「王城」的位置進行探索。在鑄造技術及殷周車制上，他也有獲制立了相關重要的建樹。
　　吳金鼎(1901~1948)，山東省安邱縣人，山東龍山黑陶文化的發現者。他調查及考察了諸多考古遺址，在考古最艱困的階段能樂於處之。他所著之《中國史前陶器》，為中國史前陶器研究提供了詳細的參考價值。
　　祁延霈(1910~1939)化名祁天民，山東益都（今青州巿）人，在本所工作期間曾參與殷虛第十次及第十一次，日照兩城鎮等古文化遺跡的發掘，在田野工作主要負責測繪及鑑定器物的工作。七七事變後，他棄筆從戒，參加革命工作。
　　尹煥章(1909~ )，河南南陽人。抗日戰爭之後，除了繼續參與考古田野工作外，還負起文物保管的責任。他以實際經驗，制訂了一套文物保管工作的規章制度，對我國博物館建立的初期，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
　　李景聃(1899-1946)，安徽舒城人，深受李濟的器重。除了參加殷虛的發掘外，他還在壽縣部發現了十二處的古文化遺址，和郭寶均共同主持輝縣的發掘工作。戰後，他負起修復中央博物館南京舊址的工作，鞠躬盡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