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March 199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1980s：
The Implication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ueyling Tzeng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摘要
自八零年代中期以後，區域經濟整合已漸呈趨勢，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區域經濟整合如何影響亞洲的外人投資。首先，本文贊同過去的論證，認為在八零年代中期以後，日本與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在東南亞投資遽增，乃是受總體經濟因素的影響，而非為東協（ASEAN）組織形成所吸引。其次，根據作者對1983年到1992年歐盟、美國及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所做的分析，結果發現部份原本在（或要去 ）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投資因為歐洲單一市場的形成，而轉到該區次先進國家（如西班牙）去投資，可是並未因美洲所形成的區域經濟，而轉到拉丁美洲去投資。後者可能意涵著在吸引外人投資上，其他因素如政治安定或潛在的經濟成長力可能較區域經濟整合的程度來得重要。最後，根據亞洲與拉丁美洲所呈現的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本文認為未來如果亞洲將產生制度化的區域經濟整合，則較可能採取各會員國平等參與的歐洲模式，而非由一國所主導的美洲模式。
No.2 March 1997
Exports, Growth and Dependanc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SEAN-5
Chin-fen Ch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摘要
本論文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台灣東南亞地區、與西方區域經濟整合間的 關係」主題計劃中的一部份。近二十年來東南亞國協五個創始會員國的經濟快速發展 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在出口導向的政策下，除了新加坡之外，其餘四國都相當依賴初 級產品做為出口的大宗。本文指出，此一情況似乎並不如依賴學者所預期的，對出口 國的長期經濟發展造成不良的影響。至於和核心國的貿易，東協五國都與美、日關係 密切，新加坡興區內其它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十分密切，儼然是扮演此一經濟區域內 核心國的角色。東協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也相當頻繁，只有菲律賓屬於例外。文章最 後論及，隨著區域經濟整合的實際需要增加，過去以單一國家或地區做為分析單位的 理論架構正面臨著衝擊。
No.3 April 1997
亞太轉型、區域成長圈與永續發展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摘要
從二次大戰後到一九九零年代中葉，亞太地區陸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四波發展大轉型。第一波始於一九六零年代的日本現代化；第二波是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後繼興起的台、韓、港、星「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績；第三波是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在中國沿海和東南亞所展現的強勁成長潛力；到了一九九零年代，第四波則是跨國、跨區域的成長圈（成長三角）的出現。
本文回溯了前三波亞太大轉型所帶來的亞太形象提升，也分析了隨伴這三波轉型所形塑出現的亞太民間社會多樣化發展態勢，亦評介了構成第四波轉型的十一個區域成長圈的內涵及其潛在的功過。在結論中，本文更提出了永續發展新典範的四個共識和原則，期許亞太各國的民間社會能在區域政治力（政府）和區域經濟力（財團、企業）之外，發揮監督、匡正和制衡的區域社會力，以引導第四波亞太轉型能走上永續發展之路。
No.4 June 1997
東南亞國家之服務業與世界貿易之全球化
林欽明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886-2) 789-9390 ext 241 FAX: (886-2) 785-1787 cmlin@eanovell.ea.sinica.edu.tw
Revised May 1997
摘要
由於先進國家佔了世界貿易絕大的比例，她們不祇是彼此主要貿易夥伴，也是開發中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這意味先進國家通常與另一個資源、技術相似的國家從事貿易，而開發中國家則通常與另一極端不同的國家從事貿易。這又表示大部分開發中國家國內市場雖小而引不起先進國家多大的興趣，但其國內貿易保護遊說團體卻將不遺餘力地爭取市場的佔有與租金利得的獲取。隨著多國企業的興盛，在兩國以上從事跨國的生產，並在同一企業內進行國際貿易，亦愈趨普遍，跨國投資也成為國際競爭的主要手段。
東南亞國協國家雖極度倚賴對亞洲地區的出口，不過日本與東亞四小龍還是該地區的主角；加之，由於美國是東南亞國家的主要出口市場，東南亞國協在新興的亞洲貿易團塊充其量也祇能佔居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世界貿易的全球化加強了歐洲與北美的區域經濟整合，不過區域間的貿易則頗不平衡。日本一方面與美、歐有大量的貿易順差，一方面又顯現了極低的產業內貿易比例，同時進口比例也比其他工業國家為低。
我們在本文探討：(1)東南亞國協國家之服務業，如何藉縱向產業生產的調和，支持並與其他國內及外資產業聯合起來，以擴展工業國家的市場。(2)主要與外國投資相關聯的服務業，如何透過橫向生產的調和，拓展逐漸擴大的國內市場。
No.5 June 1997
發展中的東南亞中產階級：
對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與菲律賓中產階級形成之評析
龔宜君
中央研究院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一般博士後學者
張景旭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
摘要
東南亞國家中產階級在數量上的成長已成為本國各政經與社會勢力所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群體，它同時也是各方爭相拉攏結盟的對象。對於關心中產階級未來走向的各方來說（包括學者、國家機關與民間之NGO組織等），中產階級與民主化間的關係是個重要的議題。然而中產階級與民主間的關係，由我們以上對東南亞四國中產階級的分析看來，似乎並不像現代化學派所強調的「經濟發展催生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催生民主轉型」那麼的簡單。由於各國政經結構的差異與中產階級內部的異質性，使得威權政體與中產階級的關係相當不一致。在馬來西亞，依賴國家而成長的新興中產階級在目前並未出現成為民主轉型代理人的跡象。在印尼的中產階級中相對自主性較高的NGO組織、學界與知識份子是目前印尼民主轉型的重要力量，但其他中產階級成員則受制於當前待從關係的結構，在政治光譜上遠離民主。在泰國，一群「行動電話族」積極地參與了1992年五月曼谷的反軍權示威抗議，顯示了部份自主之中產階級的出現。在菲律賓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倒不是民主化的問題，1986年的「人民革命」已結束了馬可仕的威權政體，議會民主體制即已啟動。菲律賓主要的問題乃是國家相對於長期壟斷國家利益之地主階級來說，取得國家自主性的議題。菲國政府如果和日益壯大中的中產階級結盟，菲國政府應能取得抗衡大地主階級的國家自主性，而能朝均富的社會發展。
No.6 August 1997
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就與跨國商業網絡初探
龔宜君
中央研究院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一般博士後學者
摘要
1990年代以來，許多的通俗政論家、財經分析家與文化論者都預言「大中華經濟圈」的來臨或亞洲的興起。他們所指的「大中華」是一個超越國界的華人實體，包括了中國、東南亞、香港與台灣各地的華人。通常，上述觀察家的興趣所在是，華人之間商業網絡的建立以及華人經濟成功的原因。但在本文中，作者將焦點擺在東南亞華人，一方面探討華人在經濟上有所成就的原因，指出東南亞各國華人經濟表現較土著族群來說佔了優勢，並不只是因為族群文化的不同，同時也與歷史上的殖民政策、移民經驗和市場條件等結構因素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另一方面，本文亦探討了跨越國界之「世界華人商業網絡」，討論它是如何編織而成的，以及對華人經濟所扮演的角色。
No.7 Sept 1997
印尼華商、台商與日本政府之間：
日治初期台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1895-1919)
林滿紅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
1895至1919年間台灣商人的東南亞經貿活動以將台灣的包種茶 (一種綠 茶)賣到印尼為主。一反以往學者以為此時台商的東南亞經貿活動係由台商主 導，或由日本政府東南亞方面的南進政策所策動或奧援，本文指出其背後的主 要推手是印尼的華僑商人。
他們來台設店，並引起台商跟進，也為台商在印尼與荷蘭政府折衝樽姐， 連一般以為走日本政府推動台灣資本成立的華南銀行也走印尼華僑商人所推 動。日本政府東南亞方面的南進政策，在1895至1919午間受俄國南下的牽制， 少有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商人回到歐洲，留給日本在東南亞較多的 發展機會，但如台灣銀行之於此期間在東南亞的發展還仰賴華商扶持。 1870 年代以來世界經濟之相對之前景氣，印尼產業較為開發，對華人勞動力的需求 激增，印尼華人於1860年至1930年間增加五倍。加上靈活的賒貸制度，至十 九、二十世紀之交華人在印尼已有深厚勢力。
印尼華商之為台灣開闢此一商貿網絡，雖非日本南進政策奧援或策動之結 果，但走在其歸化日籍下之發展。其歸化日籍的原因包括 : 1) 實際的經濟利 益 : 如歸化日籍之後，方便在台開設店面以便直接由台灣將茶葉輸往印尼，如 此運費既較為低廉，且可免去將茶由基隆運廈門再運印尼，需繳納 1895年以 後提高中台關稅，又可省去將台灣之金本位折換中國之銀本位，再折換印尼擬 金本位之多重損失。此外，大陸的不安定以及華僑投資頻遭地方勢力反對也是 原因 ; 2) 日本國勢相對中國昂揚 : 日本歷經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一次大戰 等勝利之後，國勢蒸蒸日上，加上其在福建地區著重慈善救濟、報紙宣傳、拉 攏當地、南洋華商的政策成功，連在印尼亦為歸化日籍華商爭取較高地位，贏 得印尼華商之與日本合作。以往史學常認為1895至1919是中國商人經濟民族 主義高度昂揚的歷史階段，由印尼華商之與日本合作可見以往歷史記憶之局部化 。
印尼華僑所帶動的台商東南亞貿易，與1895年之前台灣已有但數量較少的 東南亞包種茶貿易對照看來，已造成商業網絡的重新編組。 1895 年以前之此 項貿易乃中國對外貿易的一部分，因為台灣包種茶需透過福建商人經福建轉 口。自 1905 年開始，逐漸改而由日籍華商或往後更多或規模更大的台商經淡 水、基隆直接輸往爪哇，是台商走出國際舞台之一發展。
即使皈依日籍，也可看到這些華商對自身文化的依附，如郭春秧與日本的 企業領袖筆談孔孟思想，以「軒轅」為其所接設的銀行命名。即使包種茶貿易，也可說是福建次文化的加強，因包種茶主要係供福建前往東南亞的華僑飲用。 在日本殖民帝國擴張的過程中，可看到日商與歐美商人互競台茶之歐美市場， 也可看到原來從事歐美茶貿易之台商與印尼華商更加結合而開展東南亞有福 建次文化色彩的包種茶貿易。於此可見殖民化過程中附屬 ( subordination ) 與自主(autonomy)的同時發展。
No.8 Sept 1997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Post-Materialism: The Addicted Middle Class of Singapore
麥留芳
Address: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Taipei, Taiwan.
chehang@mail.tku.edu.tw
ian78@pacific.net.sg
摘要
有關階級或中產階級的定義，包括新加坡政府加進的版本在內，就有好幾個。本文所本之中產階級定義乃取自修訂過的Goldthorpe版本。本文的資料乃源自一個一九九二年在新加坡進行的調查。我們將討論該階級成員的政治態度及行為、價值觀、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
由種種跡象看來，新加坡的中產階級尚未能真正脫離浸淫已久的物質境界，尚未起步走向超物質的世界。根據調查資料顯示，新加坡中產階級的一個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極高度的住宅擁有權。也許因此造成了中產階級對於現狀的高度滿足感，以至於蓄意避免具有風險的活動。他們流露著保守主義，政治冷感和經濟自滿。他們對文化及藝術的參與鮮感興趣。
新加坡中產階級的另一個特色是相當濃厚的家族或家庭主義。父母孜孜於物質的追求，其目的乃為子女謀求更好的教育與生活。這可以說是亞洲社會的共同價值觀，亦即家庭經濟的提供者要負擔甚多的責任，由是觀之，新加坡中產階級對物質世界與成就高度的重視是可以從中理解的。
No.9 Oct 1997
Liberal vs. Illiberal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Southeast Asia
Kenneth Christie
Dept.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University of Bergen, Norway
摘要
東南亞為目前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之一，晚近有學者以其政治和文化來解釋其成功的轉型。本文則在檢視長期以來已被 質疑的經濟發展跟民主二者關係的假設，而所謂 "新型" 的 "亞洲 民主" 背後的主張與假設，更是反省的焦點。
東南亞國家對快速經濟成長與現代化的反應是否阻礙了政治自由化?本文指出政治自由化，或許只是短期被延遲不會無限期地被阻隢。本文重點即在於討論這些關係，特別著重本地區的現代化與政治自由化之間的緊張關係 。
No.10 Dec 1997
初論日本南進政策下台灣與東南亞的經濟關係
陳慈玉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
就日本「南進論」的性質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民間的倡言者大多因為不得志而欲追尋海外新天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日本取得德屬南洋群島的委任統治權，財閥在政府的鼓勵下開始「進出」東南亞，官方亦從事田野調查工作，於是「南進論」的性質為之一變，自庶民性的「南方關與」轉變為國策性的「南進」。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其重要生產事業必須配合日本母國的利益。例如茶業，日本僅生產綠茶，除供給國內消費外，還出口到美國；而台灣烏龍茶在美國市場上可能威脅到日本茶的優越地位，於是殖民地當局乃政策性地讓台灣成為紅茶的製造地區。台灣紅茶不回流到日本，並且經由三井財閥的努力推銷，拓展市場至歐洲和美國，與錫蘭、印度、爪哇和中國紅茶相競爭。至於包種茶，則以東南亞為主要出口區域，供給當地華僑和原住民的消費，並曾與中國茶競爭。
1930年代後半，為配合日本軍事南進的企圖，決定以台灣為南進的據點，積極推動電氣化學工業，利用來自東南亞的資源和原料，生產戰略物資。換言之，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當時工業化程度明顯地落後於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台灣，並不能扮演提供原料和資源給母國的典型的殖民地角色，而只能以此方式成為日本軍事「南進」的中繼站和經濟入侵東南亞的助力。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相當配合日本本土的政策，展開一連串的田野調查工作和培育相關人材的措施；同時民間商人亦強化與東南亞各地的經濟交流。到1930年代後半，「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逐漸形成並付諸行動時，台灣亦擔當利用「南方共榮圈」的資源以從事工業化的角色。此工業化的主要推動者則為日本財閥。換言之，日本財閥利用東南亞地區的物力、台灣豐富的電力等既有的基礎建設，從事戰略物資的生產，為其政府的「南進」效勞，也為自己累積寶貴經驗，這些歷史遺產影響了戰後的日本、台灣和東南亞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
No.11 April 1998
The Malayo-Islamic World in Southeast Asia
麥留芳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ipei
摘要
向來東南亞都被視為包含了四個在意識型態上相當差異的區位，它們分別是馬來暨回教世界，佛教重地，華人文化區以及天主暨基督教圈。這區域的分歧化卻也使它變成一個檢驗社會科學典範的優越實驗室。在本文裡，我們首先以一些主要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指標把區域內的各國排比等級，我們認為區域內各國未能同步發展主要是因於宗教制度與納賢制度的落差所造成的。其中殖民宗主的遺產包括基礎建設及軟體結構，則被納入成為一 ‘調協因子’。本文僅側重宗教制度中之馬來暨回教世界觀。
應用發展指標把區域內各國排名後，我們追溯歷史上的外來的四波文化對本區所引起的激盪。這四波乃指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人、歐洲人以及日本人在本區域，尤其是馬來社會所畫下的歷史、文化、宗教及經濟的痕跡。
為了界定馬來民族及馬來回教世界，我們引述了四類或四部震盪及塑造馬來社會的著作，如《馬來紀年》、《文西．阿都拉的故事》、《馬六甲法典》，和《馬來人的窘境》。其他有關回教律法和馬來習慣法的研究也略為引進。韋伯以及好些學者都覺得伊斯蘭教教義中不鼓勵經濟發展，且信徒也多為來世努力不懈。這也詮釋了為什麼在強人政治引發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會遇上崇尚返樸歸真的原旨教義信仰者的強力的反彈。
文中亦提及馬來回教世界所面臨的痛苦抉擇：到底是中東式的回教國發展模式抑或是西方式的資本制度？雖曰宗教世界觀是回教徒心目中所嚮往的，目前的發展趨勢似是側重實務的發展模式。
結語是各回教徒當權的國家領導者當前的首要也是實際的任務乃如何在傳統狂熱回教徒以及開放世俗化的回教徒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取得這一點其實也是這些領導者所能達到且亦必須繼續維持的一個境界。宗教狂熱份子只會趨向低迷，絕不會完全消失，因為他們所獲得的支持是世界性。
No.12 April 1998
The Religious Life Of Malay-Muslims
Liaw Yock Fang
摘要
在馬來西亞與汶萊，馬來人為主要種族，在Sumarta的東部、南部，Riau群島及印尼各島上皆有馬來人存在。此外，在泰國南部省份如：Patani, Yalu, Narathiwat及Satun；菲律賓南部省份如：Mindanau, Palawan及Sulu群島等皆有馬來人存在。新加坡三百萬人口中也有14%為馬來人。
本文章先介紹各種不同的「馬來人」「定義」，但採用民族學的定定義。繼而介紹馬來人之簡史，並對「馬來穆斯林」作界定。本論文的主要論點是「馬來人即是穆斯林」（to be a Malay is to be a Muslim）。這種觀念反映在「Masuk Melayu」的專門術語中。這種術語通常指稱那些改信伊斯蘭的馬來人。
無可諱言的，馬來人的生活定由伊斯蘭來規範，並由伊斯蘭法（syariat）作監督。本論文因此也探討了伊斯蘭法對馬來人之影響。此外並觸及伊斯蘭的六大基本信仰、五功及伊斯蘭法的運作，由此探討伊斯蘭對馬來人生活的影響層面。本論文最後討論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各國中各宗教部門機構之「宗教宣言」（Fatwa）。
No.13 April 1998
Shifting Cosmologies of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Malaysia: Adat, Islam and Modernity
Wazir Jahan Karim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Penang
摘要
在歷史與現代生活中，政治文化、性別關係、人格與個性的詮釋反映了習俗 (Adat) 與伊斯蘭間衝突與互補的理念。本文主要經由社會史及當代生活來討論馬來世界中的 基本建構，本文的結論是為了促成伊斯蘭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的正規化，卻造成了傳 統習俗的衰竭。然而在學術界、政治界及城市各專業人士卻認為在一個多元社會裡， 各文化與宗教的結合是必要和實際的。
No.14 April 1998
Islamic Legal Thought and Practices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Mastkuri Abdillah
Faculty of Shri'ah &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slam & Society (PPIM)
State 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 (IAIN), Jakarta
摘要
在穆斯林世界中，伊斯蘭法自從先知穆罕默德起至西方殖民勢力的入侵前都一直在實行中。伊斯蘭法曾經是穆斯林政治體制的根本大法，在印尼亦然。穆斯林國家中政治精英將西方法律引進其國家後，影響了伊斯蘭法存在的危機。西方法律於其穆斯林殖民國家所用的法律通常有三種型式。（一）以伊斯蘭法為根本並部份採納兩個法律以作改革；（二）完全採納西方法律並實行非伊斯蘭之世俗政制；（三）大量採用西方法律而只保留一小部份之伊斯蘭法作為國家之根本大法。在穆斯林世界的復興運動中，第二種與第三種型式已遭到嚴萬的反對。這些復興運動要求以完整的伊斯蘭法作為國家大法。然而某些復興運動亦支持第一種型式，採用一部份西方法律以補伊斯蘭法之不足。而且被採用的西方法律必需要能與伊斯蘭法相融，尤其是在行政事務或宗教國家法規上。
雖然印尼的人口以穆斯林為多數，但是它並非一伊斯蘭或完全世俗化之國家。其大部份之國家法律為世俗性者（其中亦或受到荷蘭殖民政府法律之影響）。在印尼只有伊斯蘭法中的家庭法被完整地實踐，而其他的伊斯蘭法，其精神或價值多少已被納入世俗的國家法中。這種伊斯蘭法與國家世俗法的相結合，在印尼民族國家法律發展的架構中成效相當高。雖然伊斯蘭為非官方法律，但大部份的虔誠穆斯林皆於日常生活中使用著。只要不觸及國家行政事務，人民可任意於各方面實踐伊斯蘭法。這種情況反映出伊斯蘭法充分被一般人所瞭解。而事實上印尼的宗教學者之發展出新的法律理論或重新解釋伊斯蘭法（如關於adat, jihat, riba）以適應現存的社會問題。
No.15 April 1998
The Coming of Islam to Thailand
Jaran Maluleem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摘要
伊斯蘭自西元七世紀末即已傳入東南亞地區，它是由中東，印度，中南半島穆斯林商賈傳進的。根據記載伊斯蘭在西元846年由阿拉伯商人將伊斯蘭帶入所謂 的「南海諸島」（The Southern Sea Islands: Sumatra, Java, Borneo, Celebes及Malakka），並改變了當地印度教的信仰。而在618至906年之間，阿拉伯、波斯商人與傳教士、已到達了中南半島。伊斯蘭在傳入南亞之後才轉入馬來半島，再到泰國南部。Malakka在伊斯蘭傳播於東南亞地區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泰國南部的Pattani因受了Malakka的影響才成為穆斯林的社群。
泰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始於大約西元1357年，而在此之前，伊斯蘭早已存在於泰國。換言之，伊斯蘭在傣族從中國雲南部移入泰國之前即已存在。泰國南部的穆斯林乃當地之原住民，他們在西元前43年（在Langkasuka之國統治時期）即已定居在馬來半島。
今日泰國的穆斯林人口中，主要為馬來種族之後裔，但尚包含了其他的種族，如：Chams, West Asian, South Asian, the Indonesians, Chinese Muslims, the Samsams, the original Thais。在整個泰國而言，穆斯林為少數群體，但在泰國南部卻是多數群體（Narathiwas, Pattani, Yala及Satul）。此區穆斯林之傳統文化、習俗頗異於同地區之其他種族。這些穆斯林使用Yavi語言而非泰語。他們很強調自己固有之地方傳統習俗。
No.16 May 1998
新加坡住宅政策的探討
覃怡輝
摘要
本文從「前言」(理論觀念)、「沿革」(歷史發展)、「特色」和「評估」四方面來說明新加坡的住宅政策和建設。從理論觀念的角度看，新加坡住宅政策的目標已不僅是追求「有」，而是已進一步去追求「好」的境界。新加坡在住宅建設上的成就，並不是一天造成的，其發展、成長的歷史軌跡，蘊藏著許多寶貴的經驗。新加坡的住宅政策，兼顧了社區鄰里、種族融合、倫理安全和創造就業等特色。然而，特定的住宅政策固然能實現所要追求的目標，但是，這些政策的實施，不但要具有相對的配合條件，同時也要付出必要的成本和代價，有時也面對一些意外的或是必然的副作用。對這些問題，本文都作了明白的分析。
No.17 May 1998
東南亞台商與華人之商業網絡關係
蕭新煌 龔宜君
摘要
本文旨在討論台商與東南亞華人之間的多樣化商業網絡關係。首先指出企業進行跨越國界之投資時，除了經濟因素的影響外，相關之政治、社會文化因素亦有其影響作用，也就是說，跨國資本的流向與運作的形式是相關的「幾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互動的結果，而非由單方面行動者的主觀經濟意願所能促成。本文特別提出台灣企業強調人際間甚至超越私人範疇的「信任」與「互惠」的長期合作關係，以及彈性的協力廠平行分工關係的「網絡企業」特性，與台灣資本勇於在不同的民族國家領土之間流動來尋求跨國的利益原有之「外向」特性，的確是對台商跨國投資經濟行動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時，本文也說明了台商與東南亞華人與華商之間雖然有著密切的商業網絡關係，但並非因為同是華人族群就能保證和諧和持久的網絡關係，其中特別區分出具有「台灣關係」的東南亞華人留台生與台商之間的親近性，已形成為另一種商業網絡的社會文化制度性基礎。
No.18 May 1998
東南亞勞工對台灣僱主與台灣社會的觀感：初步的分析
蔡宏進 蔡明璋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東南亞勞工對台灣的僱主與社會的主觀態度。在這個探索性的研究中，蒐集了來自三個國家(印尼、泰國與菲律賓)的外籍勞工(共計123名)的各項態度資料，並進行統計和分析。結果顯示，來自菲律賓的外勞在僱主的對待，工作情境，對台灣社會，政府及仲介公司方面，表現出較為正面的看法。外勞所從事的產業，工作環境，以及僱主的類型，是影響主觀態度的重要因素。雖然一般而言，外勞的主觀評價頗高，但仍須注意國家政策變化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No.19 June 1998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ailand : Causes, Conduct And Consequences
Laurids S. Lauridsen
摘要
泰國的金融危機是一種「私部門失調」。當泰國的整體經濟因為出口趨緩以及經常帳赤字的增加而呈現弱化的警訊之時，熱錢湧入彌補了經常帳的不足，但也導致草率的投資活動。一個不受控制的金融部門的自由化導致資本的錯置。以泰銖盯緊走強的國際美元的外匯體制，在九0年代加劇了泰國競爭力的逐漸喪失。經常帳赤字加大，並達到一種令許多外匯投資人憂慮的地步。
Barnharn以及Chavalit政府本質上並不穩定，無法提出可行的總體經濟政策。當政府介入，通常是「為時已晚」並且「有心無力」，強有力的政策訴求通常伴隨著差勁的政策執行。這種政治危機削弱了投資人的信心，並使金融危機更加惡化。這兩個政府證明他們無法執行那些能提高工業部門生產力並使該部門產業升級的長程策略──例如進行重構以脫離低成本的拼裝製造，邁向高附加價值的生產領域。而在一些重要的議題上，例如基本教育的低普及率、技術性勞工及生產技術的短缺、高利率、優勢的商業銀行、缺乏效率的官僚體制、基本建設的不足、私人企業的技術能力偏低，國家從未一貫地加以重視與處理。「短視主義」（short-termism）同樣瀰漫於私部門，投資人爭著搶奪金融房產部門中的利多，或是投資於製造業中有外國資本的合營企業。
金融自由化與資本流入一個未受金融管制的經濟體，加劇了泰國資本積累模型中的缺陷，一如金融資本的全球化。在九零年代的初期，流動的金融資本可以快速地讓那些開放的經濟體嚐到甜頭，但當經常帳收支平衡過大，或是股票和房產投資變得太危險時，流動資本也可以迅速地讓這些經濟體嚐盡苦頭。
在1997年的第四季，國際貨幣基金的簡約計劃和重組金融部門的政策被提出並執行。這項政策旨在恢復外國投資人的信心，而且如果這項政策奏效的話，泰國將在幾年後恢復1996年以前的經濟成長水準。雖然泰銖貶值有助於創造比較優勢，基於相對上廉價但有效率的勞動力及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長程的經濟發展，仍有賴於該國開發動態競爭優勢的能力，一如其社會與政治發展，必須依仗該國解決區域和社會不平等問題的能力。
No.20 June 1998
TO THE PRECIPICE AND BACK: ASIA'S FINANCIAL TURMOIL
Yue-man Yeung
摘要
1997年7月一連串的金融危機衝擊著環太平洋西岸的地區，從韓國到印尼大部分國家的安定、信心及日常生活都受到嚴厲的考驗。亞洲經濟奇蹟頓失光彩。事實上，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是全球性的，1997年10月所有主要股市全部滑落即可見一斑。
正當近幾年來亞洲經濟繁榮並樂觀地預期太平洋或亞洲世紀即將來臨之時，是那些因素造成了上述的鉅變？簡而言之，1980年代亞洲加速地全球化及特殊的國家發展政策是造成亞洲陷入金融危機的主因。
這次區域金融風暴已經過去？還是經濟衰退來臨前的暫時平靜？金融分析家對未來前景的評量是分歧的。在新世紀即將來臨前，此次金融危機對亞洲國家的發展前景又有什麼意涵？
No.21 June 1998
Under Siege? Economic Globalisation and Chinese Business in Southeast Asia
Henry Wai-chung Yeung
摘要
有些觀察者認為經濟全球化將終結民族國家及地理區隔的傳統觀念；它的假設全球化將鬆動國家的差別及地理的異質性。這種全球化的論述形塑了政治學與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在本文中，我試挑戰政治經濟學中這個"強全球化"的詮釋。我的論點是經濟全球化在全球資本主義形式下加強了國家的差異而不是"無國界"的世界。此一論點尤其與以華人資本主義為主導之東南亞國家最近所發生的金融危機有關。經由華人資本主義的兩個實例，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高度爭議的過程。一方面它威脅了東南亞華人資本的社會組織及運作，如「百富琴」的崩潰可以看到全球化如何困住了華人企業。另一方面全球化社會組織也提供了華商發展的機會？最近馬來西亞政府放寬了27年的土著股權擁有的規定，讓非馬來人及外國公司可以擁有本地公司，這顯示了國家務實地回應了全球化的趨勢，同時華商也因此而獲得機會。本文試圖就歷史及地理面向來詮釋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及影響，並提出一些東南亞華商在全球化過程的意涵。
No.22 July 1998
In Search of 'Synergetic' System of Promo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higeto Sonoda
摘要
近年來日本跨國公司在東南亞發展引起有關管理「在地化」的討論，而建立升遷系統也被認為是有效的HRM（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人力資源管理）所必須的。但是不論這種系統如何設計，"日本因素"與"當地因素"總是會相互衝突，因此無可避免地有必要尋找另一種的「協作」式（synergetic）的升遷系統。
但什麼因素對建立升遷系統來說是重要的？東南亞國家的特殊性是什麼？他們之間又有什麼差別？
分析我們在1950-1996年對東北亞、東南亞及北美100家日本跨國公司之分公司所搜集的資料，本文將試圖回答上述的問題。
一般說來，東南亞當地的雇員對「當地雇員升遷機會」的評估是低於其他地區，東北亞重視「人的因素」，北美重視才能，東南亞則位於兩者之間。但同時東南亞各國之間亦有所不同，如泰國認為「人際關係」是升遷的重要因素，而印尼則不以為然。
最後，立基於東南亞調查研究的經驗，本文指出未來研究的策略。
No.23 Oct 1998
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理論與實際
林正義
摘要
冷戰結束之後，東南亞安全體制產生了重大的變化。東南亞國家引用「綜合性安全」、「共同性安全」及「合作性安全」的概念，強調以擴大「東協模式」的安全對話，來促進區域安全、穩定與繁榮。自一九九四年曼谷年會起，東協國家成為主導「東協區域論壇」的一股力量。東協國家及其對話伙伴、觀察員的外長每年聚集東南亞舉行論壇年會，針對亞太安全議題交換意見、化解歧異並尋求共識。除了第一軌道官方的安全對話論壇之外，東協國家也大幅涉入由亞太國家戰略暨國際研究機構所組成的「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運作過程。
「東協區域論壇」的目標是藉安全對話網絡的維持，來緩和區域緊張。北韓與台灣均非此一論壇的成員，但諷刺的是，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是亞太地區兩個潛在的衝突熱點。「東協區域論壇」對朝鮮半島、台灣海峽既無解決衝突的能力，而它是否能節制中共在南海主權爭端的作為，亦有待觀察。
部分專家認為「東協區域論壇」只有對話功能而無強制力，所以大部分東協國家並沒有拒絕雙邊的安全協議。大多數東協國家加強與美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印尼與澳洲加強防衛合作，顯示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將安全完全依賴在「東協區域論壇」之上。非官方的「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使區域內國家有培養安全對話的習慣，並扮演「東協區域論壇」智庫的角色，而它讓北韓、台灣的代表有參與的管道，彌補了「東協區域論壇」機制的不足 。
No.24 Oct 1998
越南會安與臺灣鹿港傳統店屋建築之比較
黃蘭翔
摘要
90年代以來，日人對越南會安店屋的研究相當積極，也有相當的成果，甚至由國家提供越南人力物力的協助，從事會安店屋的修復工程與相關研究工作。因為會安所留下來的建築深受中國東南沿海店屋建築的影響，但是日人的研究缺乏華人店屋的觀點，造成研究上有嚴重的缺陷。本文試圖透過越南會安與臺灣鹿港店屋之比較，以求對會安店屋建築作更準確的掌握，以作為更進一步研究的啟發基礎。
經過本文的比較分析，從建築的規模與空間使用配置、中間軸線通道與側邊走道之配置、叉手斜梁與硬山擱檁的建築結構、樓井的設置、祖先牌位的方位、中間寬度比次間寬度要窄的幾個課題，比較會安與鹿港店屋的異同，可知雖然兩者都是以華人文化為主體，但是當今會安的店屋在越南中部文化的影響之下，會安卻能有其獨特建築特質。這種比較結果不但增進了對越南建築的瞭解，也提供了對中國東南沿海店屋建築的個案，對這類建築的分佈、演變、甚至形成過程之研究具有啟發性的意義。
No.25 May 1999
東南亞的華人企業
Edmund Terence Gomez 與 蕭新煌
摘要
始自一九九O年代初期，學術界對華人企業在東南亞的經營活動開始深感興趣。對華人企業的興趣，基本上和中國大陸的商機逐漸受到重視是同時發生的。針對華人資本在亞洲的巨大影響力和華人企業之間緊密連接的網絡關係，許多重要的區域性雜誌甚或學術著作提出一些廣為接受的說法。但是，這些說法中有許多充滿迷思，主要因為缺乏經驗資料來證實這些推測。
在認知到針對華人企業所做的研究相當有限，以及研究的缺乏，徒然造成對「華商如何在東南亞從事商業活動」許多不實的解讀，中央研究院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組成一個研討會，集合了許多在東南亞地區從事華人企業研究的學者，來界定對研究東南亞華人企業具有關鍵性的領域。本篇文章主要針對五個華人企業已經佔有一席之地的東南亞經濟體，企圖提供一個既有文獻的回顧－這五個國家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菲律賓。
No.26 May 1999
海外華人網絡：在東南亞的形式與實踐
麥留芳 龔宜君
摘要
網絡是普遍且本生的，而華人網絡只是其中的一類。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網絡，在分析上可區分出兩大類：一是初級網絡，由特殊主義或歸屬特質所形成的；二是次級網絡由專業主義或成就所形成的。東南亞華人的網絡並不只在當地的社會與經濟脈絡中運作，它也延展至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市場之中。
基本上，網絡判準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與其他網絡相似，建構海外華人網絡的內涵會隨著當地社會發展而變遷。在本文中，除了指出不同的形式的網絡外，也說明其變遷。在說明網絡的形式與運作時，是採用來自馬來西亞台商與留台生網絡的經驗資料。
No.27 Aug 1999
蘇門答臘島上的 Batak族與 Minangkabau族之民族建築
黃蘭翔
摘要
本文只是調查東南亞干闌構建築的一個開始，因為調查時間、語言、人力等現實條件的限制，本文大都借用二手研究資料。嚴格來說，本文只屬於田野調查報告。但是，本文立足於古代中國長江流域以南的建築特徵，也普遍存在於東南亞各地的建築裡的假設上，這種研究不容易在短期之內就要將此次於蘇門答臘上所調查的Batak族與Minangkabau族之民族建築與古代華南建築聯繫起來。但是從本文的撰寫裡，仍然可以提出幾點的思考方向。
例如東南亞普遍存在的同一住家內的家族集體生活形態，這令人想起過去一再強調的漢族血緣家族聚集而居的特性。只不過Minangkabau族人是母系社會，家產繼承與漢族不同。儘管有許許多多的不同，但是其聚族而居的特質卻可作比較研究。另外，無論是Minangkabau族人或是Batak族人都有青年男子聚集的mens house，Batak族的集會所甚至是由穀倉所蛻變而成。這種現象，在臺灣的阿美族、卑南族兩族，以及曹族或是排灣族的一部份也擁有青年集會所。另外平埔族的巴宰族也有不同年齡級制度，有未婚男子集合夜宿的集會所，稱其為taoburu；而這些集會所的建築物都是干闌構建築。還有就是不論是Batak族人，或是臺灣漢族聚落，或是日本的中世紀的聚落，全都是環壕城寨的聚落形式。這表示，為了防衛，即使文化完全無關的群體，也能創造出相同或是類似的防衛環境景觀來。總而言之，今後隨著對東南亞建築文化瞭解的深化，對於這些現象也應該有進一步的詮釋。
No.28 Feb 2000
Growth and Welfare ? A First Look at the Recent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Experience
Sven E O Hort and Stein Kuhnle
摘要
長久以來西方國際性組織、經濟學家和傳播媒體普遍流傳一種看法，即認為東亞及東南亞在經濟上獲致快速的成長，但沒有社會政策上的成長。這種看法產生一種論點：有[經濟]成長而無社會福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還有利於進一步的經濟成長。本文質疑這些看法，並提出問題：有成長而無社會福利是可能的嗎？在東亞、東南亞那些有「經濟奇蹟」的國家中，其社會政策發展的情況到底如何？這些問題是本文立論的基礎。本文使以下三個主題明朗化：一、就引介某概念以作為較高程度的「現代化」之意義而言，東亞、東南亞國家在引介社會保險的計畫上，比起歐洲先進國家來說，是晚到什麼程度？二、某些東亞、東南亞國家是以降低或削減福利國家計畫為基礎（或伴隨著[這種情況]）來創造經濟奇蹟；這種情況是到了什麼程度？三、近來（1997年夏天）的金融危機導致了社會保護（social protection）的水準降低或改變；這種情況是到了什麼地步？
本文以對香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南韓、泰國及台灣的社會政策發展之初步分析為基礎，並參酌中國、日本的情況。本研究認為，如果拿非農業（非基本）門的勞工之比例作為「現代化」或發展的指標，則東亞、東南亞國家比起歐洲先進國家而言，在引介最早的兩個社會保險法上，是位於現代化的較低層級上。亞洲國家就「發展的時序」而言，並非社會安全的遲到者。本研究還發現，歐洲先進國家和亞洲國家（為不同目的或需求）在介紹社會安全的順序上，有顯著的相似性；雙方都先制訂某種意外或職業傷害保險的法令，而且失業保險通常都是最後才引介的。本文更進一步發現，許多關於社會安全的活動是在強勁的「奇蹟成長時期」（1985-1995）發生的。雖然歧異存在著，也持續著，但許多改革被引介，許多計畫被拓展。至於在1997年危機之後發生了什麼事？這方面的資料較不齊全，但是許多用以擴張社會保護的、持續性社會改革活動的例子能被看到，其中尤以[亞洲]那些最民主的國家，如南韓、泰國和台灣最為明顯。
本研究暫時性的結論是：在東亞、東南亞的「經濟奇蹟」中，跟隨在快速而強勁的經濟成長之後的，是國家對社會安全機構和計畫所做的措施；突如其來的、嚴重的經濟危機，並未使進一步的社會改革活動停止；而且，最民主的政權比起其他政權來說，是較積極於發展社會計畫的。
No.29 Mar 2000
構建伊斯蘭化模式：汶萊與新加坡的經驗
麥留芳
摘要
本文之主旨乃試圖從兩個相對抗的伊斯蘭教理念型去創建兩個經驗型。第一個伊斯蘭教理念型(FIS)是政教合一，且其教徒對於教義的遵從一絲不苟。相對抗的理念型(SMM)是政教分離，回教徒*在這世俗國度中是弱勢族群，且非常崇尚現代主義。汶萊的國情正適合FIS，而新加坡則比較接近SMM。在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其與中東及南亞的正統教派的又愛又恨的關係，使得它變成驗證這些認知的一大實驗室。
伊斯蘭教有兩個重要的特徵：第一，從信仰系統衍生出來的自給自足的社會體系，其中包含了律法、政治制度、生產方式、金融觀念等，實為其他信仰系統所鮮有。第二，伊斯蘭教徒傾向於展現他們的宗教象徵物及地位。作為一個以救贖為基礎的宗教，伊斯蘭教要求信徒們全心全意地遵守五大信仰原則以及相關的儀式及行為規範。此外，在蘇菲學派的影響下，伊斯蘭教認為不當得利及沈溺於物質的追求會污染個人的心靈。因此，伊斯蘭教徒必須將其部分財產捐給不幸的教徒，以淨化自己的心靈。另一罪惡觀念乃婦女之拋頭露面，故救贖之法乃深居不出或將一己之胴體深藏於宗教服飾中。
在積極的方面，遵守宗教儀式是有獎賞的。實踐愈多較顯著的宗教儀式則愈能接近阿拉，而數量上的多寡是可以作為評分的基準的。測量救贖的行為和對宗教儀式實踐的程度可以區辨出伊斯蘭化或世俗化的深度。進行測量的第一步是檢視那些組成信仰的要件，如祈禱、齋戒等；信徒，而非教士，所賦予這些組件的意義，乃是研究的關鍵所在。在這些組成要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辨識出來的有以下各項：絕對信仰阿拉(念功)、每日祈禱(拜功)、繳納宗教捐(課功)、齋戒(齋戒功)、朝聖(朝功)，以及個人對於宗教展現方式和各種禁忌的遵從。
為建構FIS和 SMM的經驗型模式，我們在兩地各選取了十個馬來人回教徒家庭進行訪談，原則上選五個中上層，五個中下層。訪談的主要目的乃擬技巧地探出他們每日的宗教和社會活動等。另外，作者亦在兩地從事實地觀察。觀察的場合分為公開及半公開性兩類。大眾運輸系統、餐飲地方及購物中心等屬公開場合；主要是回教徒本身在該些地區出入不會感受到宗教規範的壓力。半公開場合乃指私人俱樂部，回教徒聚落的地域等；身處這些場合，回教徒就會面臨壓力。一般而言，在各場合辨認回教徒是著眼於女性回教徒的宗教服飾，以及少數男性的「哈芝」扁帽及伊朗教士的服裝。
我們把伊斯蘭化區分成一般性(如回教徒人口的多寡)及特殊性(回教徒的宗教情操)兩種。原則上，本文的著重點是後一種，或稱之為「回教徒的伊斯蘭化」。伊斯蘭化實包含有結構性及個人行為兩個層面。前一層面乃指一個國家對國內伊斯蘭教所制訂的各種政策及努力，如清真寺的建造、實施回教宗教教育等。另一層面乃個人行為；此可由以下各主項及次項去探討：宗教表徵及身份的展現、公開場合的宗教行為、半公開場合的宗教行為、宗教禁忌的避諱行為、以宗教為基礎的種族關係指標以及對伊斯蘭教五大信仰原則的奉行程度。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是，我們意圖建構的兩個模式在上述兩大層面及附屬的次項上，呈現出相當大的差距。換言之，此兩建構模式的內涵正如兩個理念型一樣，是可清晰地分辨開來的。不過，其中在個人行為層面的兩個項目卻倒向出現。此兩項目為拜功及課功。我們把這倒向現象歸諸以下三大因素：社會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焦慮、光環或罩住效應、以及特殊制度化的意外效應。
我們始終認為東南亞的伊斯蘭教與中東的傳統伊斯蘭教是有相當差異的。本質上，東南亞的伊斯蘭教是「實踐性伊斯蘭教」(Practical Islam)。東南亞的回教徒長期在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及歐洲殖民者的影響下，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停地作自我界定及再界定。其中尤以在商場上長袖善舞的海外華人給他們所帶來的刺激，更促使回教徒不得不在種族關係方面稍作調適。這方面的調適可從種族關係的行為項目上得到印證。另一促使該兩地，甚至整個地區的回教徒在宗教行為上加速調適的是經濟全球化的效應。市場經濟講求時間觀念、生產力及企業文化等，為了經濟發展以免於讓西方人士在「伊斯蘭教」和「落後國家」中間劃上一個等號，此區域的回教徒領袖似乎別無可循，只得在某些宗教行為及儀式上稍作適應。
東南亞的實踐性伊斯蘭並不是已解體的伊斯蘭，只是回教徒已把原來的「零合典範」轉為「多元應用典範」去為伊斯蘭教定向。無形中，實踐伊斯蘭教已在某些方面減弱了「文明衝突」的潛在危機。
* 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者或清真教徒本身多避用＜回教＞及＜回教徒＞此兩用語，本文原則上尊重他們的觀念、習慣用語，但在東南亞的非清真教徒慣用回教及回教徒稱之。本文入鄉隨俗，卻毫無其中國歷史所涵含的貶意。
No.30 Mar 2000
Icons of Identity as Sites of Protest: Burma and Thailand Compared
Craig J. Reynolds
摘要
學術界對文化遺產的興趣與對「傳統的建構」之興趣，混淆了民族社群在記憶他們的過去時的某些重要特徵。當政府、機構、以及有權有勢的人對某些過去的事情堅持認為是真實的時候，各種不同的群體或個人卻可能挑戰這種真實性。這些對於真實性的再現（紀念碑、雕像、神龕）能引起強烈的情感；而褻瀆神明、對神聖的遺址有所不敬的作為，則能招致暴動。
本文中我以比較緬甸和泰國有名但非常不同的地方點，來探討過去的真實性。這兩個點的共通性是，它們分別是在描述緬甸、泰國時的關鍵要素之一。在緬甸，Shwedagon Paya是最重要的宗教奉獻、供養禮拜的對象；它歷史悠久，在Bagan時期之前就存在了。它自1852年英-緬戰爭之後到1929年之間，都在英國軍事統治之下。從那時開始，它就經常成為群眾集會、示威抗議的來源。最近則是1988年翁山蘇姬在那裡講演。講演中，她把自己定位成她父親─翁山將軍（緬甸軍隊的創始者，也可說是緬甸民族國家的國父）─的政治繼承人。在泰國，民主紀念碑建於1940年，它是為了紀念君主專政體制結束的第八週年而建的。在1970年代中葉，當1973年10月大型示威運動帶領泰國政治進入新紀元時，它進入了大眾的意識中。
我以對照緬甸Shwedagon 塔和泰國民主紀念碑來作為本文結論。Shwedagon必須被認定是一個緬甸民族國家的守護神、以及緬甸人的真正的象徵，而它也是大眾表達其感情的舞臺。它對緬甸人的意義，是外人不能替他們決定的。就像泰國的民主紀念碑一樣，在緬甸Shwedagon這個地方，「民族」與「國家」是可以劃分界線的。
No.31 Mar 2000
有關亞洲價值的論辯：說得太多？或說得太少？
黃默
摘要
這篇文章，針對歷年來亞洲價值與普遍人權的爭議作一初步的釐清與分析，尤其著重於若干亞洲威權政府，以及同情亞洲價值的學者立場的分析。初步結論是，前者對亞洲價值的辯護與宣導，大部分建立於鞏固政權的動機，而後者容易流於為政府辯護或者念舊的情懷，對傳統文化的嚮往，因之，亞洲威權政府對亞洲價值與普遍人權的爭論，並沒有提出比較有系統、深刻的論點，而若干同情亞洲價值的學者卻把討論的重點擴大到神與人的關係、宗教的情懷、人的精神面向等等。基於以上所說，作者提出一個較為不同的途徑，主張我們應該面對亞洲自由主義，就其優點與缺點，以及今後可能發展，深入討論，才能對亞洲價值與普遍人權的爭論有所幫助。
No.32 June 2000
亞洲價值與社群式主義民主
江宜樺
摘要
近年來「亞洲價值」的討論在政治學界日益受到重視，支持及反對亞洲價值的人通常各據「普遍主義」及「特殊主義」一端，試圖以哲學觀點折服對方。本文另闢蹊徑，以「亞洲是否有獨特文化價值？」及「亞洲是否應採取自由民主體制？」等兩個問題為判準，將相關論述分成四種不同類型，逐一檢視其論証邏輯。作者基本上認為亞洲範圍廣袤、各國傳統殊異，實無法籠統歸納出共享的核心價值。另外，若干主張亞洲國家應抗拒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論調也禁不起檢驗，因為他們所訴求的儒家文明只是未曾實踐的理想，而現實中的東亞國家卻充滿威權主義的作風。筆者認為亞洲國家必須在擺脫「亞洲價值」神話的前提下，努力尋求某種奠基於自由主義民主，同時又能培養公民德行及相互關懷的政治體制。
No.33 June 2000
越南國家統御的概念
David G. Marr
摘要
在1010和1945年之間，越南有七個王朝興起然後衰亡。這些朝代的統治者以不同程度的技術來形成策略，管理部屬，應付突發的挑戰，並安排接班人。本文先簡要回顧相關歷史文獻，然後指出一組假設性的概念，即越南在殖民時代之前，國家統御的優先順序：
1.統治者及其家庭的安全；
2.對王室可靠的糧食供應；
3.對統治者的親屬的管理；
4.對國內外敵人的防衛；
5.對精神層面的管理；
6.經濟改革；
7.教育；
8司法；及
9.文化資助。
一個王朝的存在，並不必然表示帝王能夠專制，也不意味著王室永遠是競逐權力的地方。在大多數時間裡，事情的中心點都是在一些主要的家庭或氏族。他們每一個都與王室有關係，活躍於宮廷，也都企圖維持、並增進他們自己的利益（部屬、土地、農民）。
總之，本文探索為何越南帝王未能像中國的秦始皇、或漢武帝那樣，把氏族給摧毀。從某一層面來看，越南統治者缺乏中國帝王的經濟力量，無法使他們匯集資源，派遣大軍到問題點去。深一層來看，越南帝王從未像中國、日本的帝王那樣，威嚇他們的子民，而且越南對階級制度的尊重也不是那麼深。
No.34 June 2000
東南亞華人與馬來人的認同問題
Anthony Reid
摘要
就我們所使用的認同標籤（identity label）而言，英語裡面的「中國」（China）和「華人」（Chinese），及其在歐洲和東南亞語言裡的同義語，一直被用來達到各種不同的民族、語言、文化、歷史、人種和政治目的。本文探溯十五世紀以來，在東南亞地區被使用的歐洲語言中，這些用字同質化的過程。當時，它們被活動於東南亞的義大利、葡萄牙人所採用。那些人一開始先經由馬來人而接觸到華商。雖然在二十世紀之前，華商傾向於和當地人通婚，並且跨越民族的界線，但是從那時開始，「中國」這個詞在東南亞就一直是簡化的標籤，被殖民勢力拿來創造一個不同於「當地人」（native）的類屬。現代的民族主義在「華人」與「馬來人」（或其在群島上的現代繼承者--印尼人）之間劃分界線。這是一個緊張、有時會引起爭端的分法。但是，在這現代的二分法產生以前（到十八世紀為止），華人、馬來人商業裔群（commercial diasporas）散佈於各國商場的情況，其實是非常相似的。
No.35 June 2000
海洋東南亞人名與稱謂手冊
麥留芳
序言
有意撰寫這本手冊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事緣有一天在台北收看電視台播送有關波斯灣之風雲時，有些電視台稱伊拉克總統為「沙達姆」，有些則稱之為「海珊」，亦有將全名譯作「沙譚胡先」的；總統僅有一名，授名則數個。
去年印尼政局動盪不安，全世界的大眾傳媒皆矚目於該國的人事變動；許多平時在國際上本是寂寂無聞的印尼人，一瞬間聲名大噪。另一些在國內本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一經外電發佈開來，卻變得聲名大「糟」。除了僅有單一姓氏的如蘇卡諾和蘇哈托外，其餘大部份的名人的名（字）稱（謂）都變得亂七八糟。他們之中有些是父冠子戴，另一些人則乳名冠名交替，不一而是。世界上的總統不在乎冠本名或被冠父名的，捨當今印尼總統無他人矣。
姓名本已繁雜多端，再加上各類的頭銜、封號、和種姓，更令人感到丈二金剛。再由於頭銜等有時比其本人的名字來得更長，且先後位置又不一，解讀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若國際知名的通訊社都難以掌握這地區的人名與稱謂，一般的電視台、報刊、及依賴大眾傳媒資料做研究的學者，就真的坎坷無人知了！
使到這區域的人名與稱謂變得凌亂無章，雖曰國際通訊社難辭其咎；竊以為當事人之自以為是或願投外電所好，亦責無旁貸。
本研究報告所引用的資料是多方面的：訪談、實地觀察、電話本子、國際圖書編例、當地報刊、國際期刊、電視新聞廣播、以及有關命名、稱謂及封銜的專書等。所涵蓋的族群主要是散佈於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菲律賓及印尼的馬來回教徒。其他較大的族群如爪哇族、巽他族、峇里人、華族、及印度族等亦占有相當篇幅。
本研究的結論是每個族群都有其一套傳統的命名與稱謂方式；而「單一姓氏」、「雙名無姓」、「子連父名」及「本名連姓」這四大類型，都流行於本地區。由於各種環境的改變（如殖民、放洋及時尚），已不是所有的人都遵照傳統風俗去取名的，不少中東的穆斯林及東南亞的族群都已傾向於自選命名方式；而「本名連姓」的制度則為上選，這也是西方先進國的命名制度。由於在血緣及文化上的連帶關係，海洋東南亞的族群亦東施效顰一番。不過，某些人西化，並不等於傳統命名制度的破產。因此，首要的功課是把握好各族群的傳統命名方式。最壞也僅落得個抱殘守缺，卻可免於文化惡霸的臭名。
本手冊在正文之後有給讀者提供一些解讀人名的方法與步驟，並附有多個姓名稱謂列表作為參考的標準。閱後若意猶未盡，不妨逕讀所列出的文獻。本手冊的中文版本在籌備當中，希望在短期內能以雙語付梓。我在峇里島做田野時，曾就一個爪哇朋友的雙名求教於當地人，他們說：「爪哇族的名字又長又奇怪，怎樣稱呼都無所謂吧！」雖曰不能以偏概全，卻亦是一葉知秋。如果連本國人都不了解另一個族群的姓名及稱謂，這可是「族群關係」的第一章。
No.36 Sept 2000
東南亞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比較研究：以社會安全為主
覃怡輝
摘要
一個國家的工業化程度提高之後，其受僱者的人口比例必然會大幅增加，於是其政府必須實施各種社會安全制度，以幫助這些受僱者去克服因遭遇各種危險事故，而面臨所得中斷的生活危機。東南亞的國家多達十國，不但各國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各有差異，而且各國經濟的發展程度，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觀察這些差異對其社會安全制度的發展有何影響，將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比較研究。然而，由於實證資料的不足和缺乏，以致研究的結果並不如預期理想。
根據有限資料的研究結果顯示，在長期性的危險事故如老年和殘廢方面，所研究的九個國家都對其公務人員提供了給付，而在私人部門方面則只有柬寮兩國沒有提供給付；在短期性的危險事故如傷害、疾病和生育方面，除柬寮兩國尚無措施外，其餘七國都將職業傷病規定為僱主的責任，保費全由僱主負擔；至於一般傷病和生育，在有勞動法的國家中，都在限期間內規定為僱主的責任，由僱主給予全薪；超過一定期限後，減為半薪；期滿之後，才停止薪資，由社會安全制度繼續給予照顧。
在對私人部門提供老年給付的七國中，都是採行社會保險的制度，其財務管理方式除緬甸是採用流帳制之外，其餘六國都是採用積存制的制度。這六國除了實行社會主義的越南之外，其餘五個採行自由經濟的國家，其保費率大小的順序，和其每人國民所得大小的順序完全一致。其情況似乎是：高保費的國家因能累積較高的資本，因此而有助其經濟的成長；這數字或許是積存制社會保險有利於經濟成長的一項實證。
No.37 Sept 2000
Globalisation, Tele-revolution and Cyberurbanisation in Malaysia
Lee Boon-Thong
摘要
當世界日益朝向全球化與國際化發展時，很明顯的，民族國家的界線逐漸消失了。本文檢視全球化對都市風貌的衝擊。本文認為，如果用都市工業的構念來解釋全球化的過程，則此過程可說是大量的能量進入了都市系統，這將導致都市變遷。當地政府將會發現，他們處理這種由外部因素所引發（exogenously-induced）的都市化之快速腳步，是越來越困難了。但是，與資訊科技革命緊密相結的新一波的全球化，已經開啟一個新的都市空間需求之視野，以及重建城市的新機會；這些城市或許可以免於問題叢生的城市之束縛。馬來西亞就是一個活生生地反映這種都市化之趨勢的例子。1960年代，在進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策略的主導下，國家內部的力量控制了都市化的過程與腳步，這種都市化是緩慢的。然而，從1970到1980年代，當該國開始致力於以出口為導向（export-oriented）的工業化政策時，外資開始湧入，導致前所未有的都市成長，特別是在主要的都會區。由於全球化的製造業偏好某些特定地區，現存的傳統都市結構被賦予新的功能，但是那些都市結構卻無法滿足新需求。結果是把活動往大都會的外圍地區（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伸展，而非有計畫的空間改變（planned spatial transformation）。1990年代，當全球化開始與電腦網絡結合時，各城市已能對新的功能做出回應－它創造一種都市空間，符合新的數位化社會（digital society）之需求。吉隆坡的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 Supercorridor）可被視為電腦都市化（cyberurbanisation）的過程，具備創造新城市的新典範，而這些城市將會被連結到世界城市的天地裡，以保證其競爭力和生存。
No.38 Sept 2000
Vietnam's Caodaism, Independence, and Peace:
The Life and Work of Pham Cong Tac (1890-1959)
Tran My-Van
摘要
1926年高台教創立於南越。Pham Cong Tac（1890-1959，他以Duc Ho Phap之名為信徒所熟知）成為它的強勢領袖。它的中心在西貢西北方的西寧（Tay Ninh）省。在法國粗暴的殖民統治之下，高台教變成一支宗教性的、民族主義的力量。1940年Duc Ho Phap被法國殖民政府放逐到非洲的科摩羅群島（Comoros，在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那是他們為了遏制他的反法活動所做的努力之一。在他被放逐、以及在越南被日本佔領時 - 部分由於高台教與日本合作的關係 - 這個宗教發展了它的武力。它被認為是有「為越南帶來獨立與秩序」之神聖的、民族主義的雙重使命。
本研究對高台教的歷史發展（包括其武力發展）做深入剖析。本文將焦點置於高台教的領袖Pham Cong Tac，Tay Ninh Holy See精神上的指導力量，以及他自1946年回國後、到1959年去世前的政治活動。這段時間是最動盪不安的。它見證了法國殖民威權在越南的重建、Viet Minh民族主義-共產主義力量的崛起，和1954年的越南分裂。最後，本研究評論高台教在西寧的政治、軍事角色，並評論其歷史與目前越南共黨當局鎮壓高台教之間的關連性。
No.39 Oct 2000
ASEAN +3, 'Asia' Consciousness and Asian Values
Anthony Milner
摘要
在東亞危機之後，區域主義（regionalism）將朝什麼方向走呢？要評估這個議題，需要比貿易和安全發展還多的知識。特別應該評估的，是這個地區的「亞洲」意識的效力。這種意識，是認同「亞洲」和「亞洲價值」，它可能會鼓舞一種排他性的、而非包容性的區域主義。
「亞洲」意識和「亞洲價值」早已引發西方評論家的懷疑。事實上，某些頗具影響力的評論家就認為，亞洲金融危機之發生，是對任何有關亞洲特殊主義（Asian exceptionalism）的致命打擊。本文籲請大家不要採取這種態度。本文認為，在1990年代中受到重視的亞洲價值的說法，有比一般人所想像的還要深遠的根據。而且，其部份根源，是源自長久以來的反西方帝國主義（anti-Western imperialism）。
本文認為，亞洲危機並未使亞洲價值在亞洲的任何地方信譽掃地；事實上，許多案例發現，它反而激勵了對亞洲的情感。本文認為，在熟悉「亞洲」說法與價值之後，我們不應該對一種開放的區域主義（即歡迎美國、澳洲及其他西方國家和東亞國家）過於樂觀。
No.40 Oct 2000
Small Islands and Small Island Societ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wo Indonesian Cases Compared
Gerard A. Persoon and Manon Osseweijer
摘要
在印尼群島裡，有一類小島在永續發展的論述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在文化上，它們可被視為一種實體，因為島上住著一種特別的族群，他們與他們的鄰居不同。在政治和行政上，它們處於邊緣位置，因為它們在地方官僚體系中，只佔次要的地位。但是在經濟上，它們大都極端重要。這些島嶼豐富的天然資源，就森林和海產而言，已經吸引許多外人；這些外人有的是前去砍伐樹木，賣到世界市場上，有的則是前往保護這些資源，因為這些地區被認為是生物學上的重要據點。在這兩種情況上，外人都居於主導地位；亦即外人若非商人、企業家，就是瀕於滅絕的物種的保護者。但是當地居民在資源使用上，沒有多少自主性，而且他們由這些資源所獲得的利潤也很微薄。這導致一種矛盾的情況，那就是在天然資源豐富的島嶼上，住著一群無法免於被邊際化（marginalised）的地位的居民。本文是以東印尼、西印尼兩個島嶼（Aru、Siberut）的個案研究為基礎來立論的。
No.41 Nov 2000
Is Islam Compatible with Democracy?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Civil Society and Human Rights Movements
in Malaysia since 1990
Judith Nagata
摘要
就像民主政治（有不同的形式）一樣，伊斯蘭教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同的形式。馬來西亞在形式上是議會民主，有一個保守的伊斯蘭黨（PAS）治理兩個以農鄉為主的州。過去二十年來，執政的〝世俗民主〞中央政府以貪污著稱，並嚴重破壞民主自由及公民權，而PAS則顯得比較關心大眾的福利與權利，也比較不貪污。副總理安華下台後所發生的政治事件，讓民主自由更加退步，而PAS則參加了一個代表著改革和人權運動的反對聯盟。但是，我認為PAS已發展出分裂人格（a split personality），也就是說，它一方面與非穆斯林的政治伙伴共同支持普遍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卻在地方上推動建立「伊斯蘭化」的州，讓馬來西亞的穆斯林與華人之間、以及男人與女人之間有（不民主的）不公平的公民權。如果PAS一旦由反對黨變成執政黨，那麼嚴肅的問題便是：這種型態的「民主政治」會不會讓穆斯林的特殊權利大於其他馬來西亞公民？
No.42 Feb 2001
Aceh and Indonesia: A Stormy Marriage
Anthony Reid
摘要
雅加達（印尼當局）經常認為亞齊（Aceh）是印尼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如果亞齊獲准獨立的話，印尼將會解體。亞齊對印尼甚為重要，這可由兩個層面來看。國家主義神話強調，在過去三百年來反荷蘭殖民的運動，以及在之後1945-1949年間的獨立革命中，亞齊有重大的貢獻。如果亞齊獨立，則神話可能要重新建構。更進一步來看，亞齊是馬來-伊斯蘭文明的一部份，是印尼國家團結的支柱。
但是，亞齊非常獨特，不是其他省份能比的。世界各國承認它於1873年之前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在印尼諸省中，只有亞齊獲得這種承認。當時，亞齊直接和美國、土耳其、法國、英國等國交涉。1873年之後，亞齊為了維持獨立，與荷蘭對峙四十年（1873-1913），付出極大代價；這是它另一個特別的地方。1942年初，當日本的侵略迫在眉睫之際，亞齊的一個叛亂迫使荷蘭殖民政府放棄亞齊－這種事情只發生於亞齊。在日治時期之後（1945-1946），一個激進的運動摧毀荷蘭人建立的貴族制度（uleebalang），也除掉了後來荷蘭人可能重返印尼的任何基礎。
本文檢視1976年以來亞齊自我認知（self-perception）的轉變，並將它放在亞齊曾經長期獨立的歷史脈絡中來觀察，本文也提出解決衝突的方法。
No.43 Mar 2001
In Quest of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onditions Underlying Ilocano Migr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Beyond
Robert R. Reed
摘要
西班牙於一五六五年佔據菲律賓。當時呂宋島西北依洛寇斯海岸聚落不多，人口密度適中。人們靠捕魚、狩獵、貿易、和火耕為生。西班牙人佔據菲律賓之後立刻將這些依洛寇斯居民遷移到大型基督教社區。十八世紀時，依洛寇斯已是標準西班牙省分，定居在村落農民和城裡居民彼此依賴。那時期人口尚未過度密集，編年史記錄者仍記載當地樹林和資源資料。依洛寇斯看起來是持續發展。突然改變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依洛寇斯人口急遽增加，一七三八年有六萬人口，到一八八七年變成五十萬人。人口增加加速改變依洛寇斯脆弱生態：森林過度砍伐、溝狀侵蝕、水災、土壤貧瘠、土石沖刷土地肥沃區。人口增加加上日漸破壞環境負面影響造成耕地減少，財產分裂，以及貧窮農村。生活在邊緣地帶的依洛寇斯人移民到菲律賓其他地方，甚至更遠之地謀生。依洛寇斯例子顯示在人口過多地區，人口外移並不能維持持續發展局面。雖然過去二百年來，依洛寇斯人口外移沒有減緩，人口仍然爆炸。無法終止的人口成長是惡劣環境問題根源（森林減少、土壤沖蝕加深、水災發生頻率增加、土壤貧瘠），更是難以揮去惡夢。本文探討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發展規劃及其對依洛寇斯影響，探討層面包括土地使用與再安置，還有位於遙遠邊疆的依洛寇斯人當人口難民、堅忍居民、經濟變遷先鋒等相關經驗。
No.44 Apr 2001
What's Different about Southeast Asian Capitalism?
Jomo Kwame Sundaram
摘要
本文旨在指出東南亞經濟蓬勃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的經濟發展在1997-1998金融風暴前，就比東北亞，即日本、韓國、台灣，要差得多。一九九○年代以前人口增加快速，但經濟成長緩慢，幾十年來這樣的差距變得突出。東南亞工業負載力和能力平平，部分原因即是因為外資在東南亞投資一直是重要角色。東南亞工業化程度不僅比東亞差，東南亞人力資源發展和所得不平均問題也處理比東北亞差一截。這些探討面向在兩本即將出版的書中談到，並直接挑戰世界銀行倡言「東南亞比東北亞更適於做開發中國家表率」。
No.45 May 2001
經營馬來社會的伊斯蘭化
麥留芳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半島馬來西亞的伊斯蘭化情況。「伊斯蘭化」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涵。在回顧的文獻裡，常見各執其詞，自定其義的現象。研究伊斯蘭律法的推行進度、伊斯蘭教學的實施、統治者對伊斯蘭教義的崇尚程度、伊斯蘭教的復興運動、伊斯蘭法庭及職位多少等，都被釋為「伊斯蘭化」。
縱觀這百家諸子所言及所得，不外是某特定社會如何去經營（如提倡、發展及維續）其有關伊斯蘭的業務。這些業務涵蓋兩大層面：制度上的定向和個人宗教情操的提昇。這也是本研究所鎖定的方向。這兩個層面或方向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因為伊斯蘭本身就有不同的派別與包裝。在東南亞的伊斯蘭國度裡，所奉行的本質上是以蘇菲派為基礎的「實踐性伊斯蘭教(Practical Islam)」；馬來西亞所見，正是此類的伊斯蘭教。「實踐性伊斯蘭教」的特徵似乎都彰顥於馬來西亞伊斯蘭教的特質上。
海洋東南亞都曾遭受信奉西方宗教的勢力所統治過；伊斯蘭教之困境，不想而知。獨立後的馬來西亞，其伊斯蘭教之經營受牽於三大因素，亦是其三大特質。其一為政教勢力的消長；其二為中央與地方在處理宗教事務上的分權制度；其三為缺乏有力的中央宗教行政系統。此三大結構上的權力分配乃衍生自國家憲法，當然不能朝令夕改。簡言之，宗教（伊斯蘭教）事務之權操在聯邦各州，伊斯蘭化程度全由各州定奪；而各州之行政權是由政黨政治運作下所產生的。
以此三大特質為架構，本研究選取了吉隆坡與瓜拉丁加奴作為定點。吉隆坡為聯邦直轄區，也是國家首都，行政權操在世俗政黨手中。在其近一百四十萬人口中，馬來人僅佔36%。瓜拉丁加奴乃丁加奴州的首府，現由回教黨執政；州內95%居民是穆斯林。我們在此二定點進行田野觀察及家庭訪談。在觀察方面，我們把要觀察的場所分成私屬、半公開及公開三大類。這是一般公眾的分類。不過，它們三者的內涵，卻因身份（主要是受僱身份）不同而有異。例如政府的民事服務機構，對民眾來說是公開場合，但對其部門的僱員來說，卻是私屬場合。在兩地各十戶的家庭，都是隨意選取的樣本。研究伊斯蘭信仰及實踐，有它特殊的困難；因此訪談時只能從日常生活的話題去切入，從而探知個人的宗教行為。有關行政單位在推動伊斯蘭事務上的努力，一般上都依靠二手資料。
分析時，我們專注於制度的安排和個人信仰動機兩個層面。茲將有關發現略述如下。對伊斯蘭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制度有兩個，一個是直屬於總理部的「朝聖局」或「哈芝基金局」；另一為聯邦和地方政府互相牽制的宗教（伊斯蘭教）教育制度。自1860年有史載的朝聖數字開始，朝聖者數目不斷增加。自1963年成立朝聖局後，增幅日益見大；其中年輕人增多，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士亦上升。哈芝人口結構的改變，肯定會給其國內的政、教結合的政黨政治帶來驚濤駭浪。
在宗教教育方面，聯邦政府的規定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必須在中、小學接受特定的伊斯蘭課程；其餘大部份的乃是世俗的學科。但在法律上州政府有權建立本身的宗教學校。在州政府（尤其是回教黨控制下的吉蘭丹和丁加奴）及民間贊助的宗教學校內，宗教課程比重非常之大。有志於獻身伊斯蘭事業的，尚可進入某些國內外大學攻讀學位。薪火相傳及提升伊斯蘭的專業資格以擔任伊斯蘭法庭要職等，宗教教育，不可或缺。
制度的建立，目的在於加深和加速伊斯蘭化的過程。但囿於憲法的限制，要把馬來西亞變成一個伊斯蘭國度，必須取得所有州屬的同意。教徒在個人層次的宗教實踐，也許可以反映出這些制度的績效，以及中央、地方在拉鋸戰上所產生的差異信仰規範。接下來，我們先衡量一下這些維持規範的場合（Location）。
僱員與僱主間的關係是私屬場合一種。在丁加奴的女性穆斯林公務員上班時得披上頭巾；雖然在吉隆坡的聯邦政府無此規定，而公務員所感受到的心理壓力卻是可想而知的。我們發現丁加奴政府的女性穆斯林對宗教衣著遵守如儀。這似乎僅是一種奉公守法的心態，因為在私人機構的僱員，尤其是自僱人員，卻不完全就範。
在吉隆坡，就範的壓力就顯得不均勻，如政府機構及法定機構，就範的人數顯得稍弱。由民事部門至私人機構，就範的壓力雖不至於淡薄如水，卻有欲振乏力之感。
綜合丁加奴及吉隆坡兩地的資料，我們不難看出馬來西亞在伊斯蘭化的過程中，政教的壓力如何影響到宗教情操的展演及表述。這個發現也給「社會規範」帶來了另一種詮釋。
由於對象不同，同樣的場合必須重新概念化。比如政府部門，公務員與顧客對該場合的看法與感受就不會一致；後者會把民事服務部門看作是「公開場合」。我們的發現是，丁加奴的穆斯林大眾在上述各場合都保持著高度就範的現象。在吉隆坡的穆斯林就大異其趣了。在「半公開場合」，尚有八成女性穆斯林配帶宗教飾物；在「公開場合」卻可低到二成五以下。除了中央與地方分庭抗禮的規範壓力外，都市與鄉鎮的規範壓力也可解讀宗教行為的差異。另外，吉隆坡的資料亦可進一步證實城鄉之不同。當許多外鄉人在年假返鄉時，留在吉隆坡的女性其佩帶宗教飾物者亦稍作減少。
最後要檢定的是穆斯林在「私屬場合」，或個人方面如何實踐及思考伊斯蘭意涵。信仰實踐在個人層次方面，當年的殖民官員對之曾作報導。馬來風俗與伊斯蘭教義相牴觸之處，不勝枚舉。一般而言，馬來穆斯林比較著重實踐教義中較具體的部份。對於一神論的抽象意涵，往往捉拿不住。如巫醫、術士等之出入宮廷，在過去時有所聞。雖謂在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衝擊下，巫術已遁蹟於官方場合，一般馬來民眾對教義裏所指定者尚未能一一實踐。到底他們實踐的情況如何呢？更重要的是，伊斯蘭蘊含著多種組件，且各組件不一定都被看齊；如「伊斯蘭五大信仰支柱」就含有五大組件，個人實踐時是否都等齊同觀抑或避重就輕呢？資料顯示，絕大多數受訪的穆斯林都重視飲食的禁忌、晨禱、納捐，較難遵守的儀式為每日五禱、午禱、晚禱及逢周五的集體禱告。兩地差異較大的是五大功之朝功與齋戒功。在吉隆坡的穆斯林樣本中，曾朝聖過的絕無僅有；但九成的父母曾是朝聖者。在齋戒月貫徹其功的吉隆坡人數卻是丁加奴的兩倍。這些差異，雖不符常識，卻並非不能詮釋。「罩住效應」便是其一。
本研究亦探討與伊斯蘭有關的種族與兩性關係。伊斯蘭教義禁止婦女暴露，但對各種族的信徒，卻一視同仁。種族的問題在馬來西亞是具多面性的，涉及伊斯蘭教的一面是馬來社會傳統想法：「一入伊斯蘭，終生為馬來」。馬來社會為該地華人塑造一個疇型：「貪婪、不潔、長袖善舞、唯錢是瞻」。訪談資料披露：兩地的穆斯林對狗類深痛惡絕，對養狗的鄰居亦「恨狗入屋」，必遠之而後快。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喜愛專為單性穆斯林提供的游泳池。丁加奴的穆斯林多不參加非穆斯林的喜慶或與其進餐飲；在吉隆坡的則較為寬容。使用公共交通，絕無種族排斥現象。
綜觀整個研究，所得有四：其一為在展演宗教信仰方面，城鄉有別。其二為兩地在宗教實踐上差異不淺，政治的入侵宗教，歷歷在目。其三為受牽於宗教的種族關係目前尚未定型。其四為一概念化的問題；探討馬來西亞伊斯蘭化得從三個層次切入：中央政府、州政府、和某些不受制於政治角力的基本的伊斯蘭原則。因此說，「伊斯蘭化」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
No.46 June 2001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Sustainabilit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Peter J. Marcotullio
摘要
我們對都市持續發展過程並不瞭解，但我們知道這個問題應從都市、經濟、生態、社會衛生方面下手，都市持續發展研究只有在不同程度裡瞭解以上研究議題才能一窺全貌。本文以亞太地區做個案研究，研究架構是將跨國浪潮和都市所在國家，以及相關都市社會情境連結。亞太地區「功能都市系統」逐漸成為都市發展動力和造成都市社會環境分歧議題背後力量。正當亞太都市全球化勢力日益增強之際，地方因素對都市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全球化發展尚未形成單一發展路徑，反而是地方性展現地方情境下的特別走向。探討都市持續性需要有涵蓋國際、國家、都市和地方各層面政策。將這些力量整合是二十一世紀發展的主要挑戰。
No.47 June 2001
The Impact of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and ASEAN Investment Area (AIA) on the Palm Oil Industry of Some ASEAN Countries
Ishak Hj. Omar, Mad Nasir Shamsuddin, Fatimah Arshad, Kusairi Mohd Noh, Zainal Abidin Tambi
摘要
本文旨在全面討論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投資區、共同有效優惠稅率、以及這些措施對東協國家之間棕櫚油貿易之影響。除了取消進口稅和非稅率障礙，本文結論也一併討論經濟自由化過程中，棕櫚油生產國家外銷稅結構。
No.48 July 2001
泰國政府因應經濟危機的政策之評估
Kriengsak Chareonwongsak
摘要
1997年的金融危機，是泰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遭遇的最嚴重的危機。導致這個危機發生的原因頗為特殊，泰國也應該從中學到教訓。雖然以後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將日益激烈，但若能好好學到經驗，還是有助使泰國迅速由危機中復原過來。
本文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 由多層面來觀察這次危機的成因，目的在於找出泰國經濟問題的各種 因素。 第二， 分析泰國政府在各階段中為了解決問題所採取的對策，以評估政府對 策的妥當性、廣泛性和時宜性。 第三，作者對於解決泰國金融危機以及增加競爭力所提出的建議。
No.49 Aug 2001
Ethnic Resources or Capitalist Logic? －Taiwanese Investment and Chinese Temporary Migrants in Vietnam
蕭新煌 王宏仁
摘要
本文希望探討為何在越南的台商會聘用大陸籍的幹部。我們認為大陸幹部所擁有的「社會資本」是最重要的原因，而不僅只是經濟學推－拉理論所描繪的經濟動力。
No.50 Aug 2001
Transnationalization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The Case of Large Taiwanese Electronic Companies in Malaysia
周素卿 陳東升 龔宜君
摘要
自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以降，新興工業國，如台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等的對外投資，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現象，然以這些國家為主的對外投資研究，相較於先進國家言，實相當缺乏，跨國企業的研究多以資本主義先進國的經驗為主體，甚少研究是以新興工業國的跨國企業作為分析對象。本研究以台灣三個大型電子公司在馬來西亞的投資經驗為例，企圖描述台灣企業在一九八零年代下半期以來的海外投資經驗，特別是他們的"國際化"經驗及其特徵，以及馬來西亞的投資經驗，對於台灣企業在一九九零年代全球化生產佈局上的影響。台灣企業的海外投資經驗，基本上所涉及的是一種生產基地的國際化，也就是跨國界、多據點的生產佈局，且其國際化過程所涉及的重要關鍵經驗乃是：供應練的在地化及管理的在地化，此外，對大型電子企業而言，海外的投資對於公司整體的成長，包括產能的擴充及市場的開拓，產生非常顯著的貢獻，也強化了他們一九九零年代中期後在國際市場上整體的競爭力。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The Experiences of Japan, Taiwan and Thailand
蔡攀龍 蔡青龍
摘要
國際勞工流動(ILM)與直接對外投資(FDI)是國際或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誘發的生產因素移動，透過這兩項移動，市場力量得以使因素報酬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中趨於均衡。基於此一理解，本文結合ILM與FDI兩方面之相關文獻，建構一項「投資-移動-發展」之分析路徑 (Investment-Migration-Development Path，簡稱IMDP)，並以此架構探討日本、台灣與泰國等三個不同發展程度國家之相關經驗，以突顯在東亞國家之「飛雁發展型態」(The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Development)當中，國際勞工移動、直接對外投資與經濟發展三者之連結關係。
日本是東亞經濟發展之領先者，早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既已承受「引進外籍勞工」與「移廠海外生產」之壓力。由於無法進口外勞，在1970年左右就產生第一波日本直接對外投資，主要之資金接受國為包括台灣在內之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此波日本投資剛好配合上這些國家之經濟發展比較利益。正如日本一般，台灣於進入1980年代之後，就開始遭逢勞工短缺之困擾，而必須考量海外投資與引進外勞之抉擇。1980年代末及1990年代初，大量海外直接投資由日本、台灣及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湧向包括泰國在內的東南亞地區，促使泰國經濟維持十年的高度成長。在此同時，日本及台灣都出現不斷增多的非法外勞，他們滿足製造業的勞力需求，並填補本國勞工所不願意從事的工作職缺，包括沒有發展性的工作以及所謂的3-D或3-K工作(骯髒的、危險的、辛苦的)。1992年，台灣正式開放引進限量的東南亞勞工，但日本則一直都禁止進口非技術性勞工。目前，泰國大約有五十萬名勞工在東亞各國工作，但其在中南半島上相對較高的經濟發展程度，也吸引數十萬的非法勞工由其鄰國湧入國境。
就政策形成的角度而言，相關各國在「直接對外投資」與「國際勞工移動」兩方面的關心與努力程度相差很大。在國際間，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促進貿易與投資的大力推手，但是並沒有任何顯著的機制來改善國際勞工移動。在個別國家裡面，接受外籍勞工(特別是非技術勞工)的各種阻力，仍然普遍存在，而此同時，各國卻不斷追求資本自由化以及解除資本管制。最後，本文認為任何一個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都無法避開國際勞工移入的問題，這些國家應當由經濟的角度從事較為務實的考量，以面對經濟發展的現實困難。
No.52 Sep 2001
從越南國籍法案之交涉看我國對越南華僑政策（1956-1957）
趙綺娜
摘要
本文主要利用我國外交部亞太司檔案，以越南國籍法之交涉為例，來探討我國在越南吳廷琰主政時代對越南華僑的政策。1956-1957年吳廷琰政府強迫越南華僑加入越南國籍，引起越南華僑強烈不滿，要求台灣政府協助交涉。台灣政府將海外華人之支持看成是提昇國際聲望，與中共政權競爭「中國政府」名份的重要籌碼。我國政府為塑造保護僑民之形象，也擔心華僑因我方護僑不力，轉投靠北京政權，希望能為越南華僑爭取到自由選擇國籍之權利。但是吳廷琰政府態度強硬，兩國關係緊張。當我國政府發現「華僑問題」與爭取與國，建立反共陣線之目標牴觸時，我國政府寧可放棄爭取華僑的向心，而以外交利益為優先考慮。諷刺的是外交部雖然視越南華僑為中越邦交的障礙，其實越南華僑的經濟實力才是最後兩國緊張關係緩和，開啟兩國反共合作的關鍵。
The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John Ravenhill
摘要
金融危機以來，有關東亞地區區域合作的提議已相當多樣化：雙邊自由貿易之安排；次級區域貿易自由化；更具野心的是在貨幣方面有多種合作方式。根據這些發展，有些學者認為目前我們正朝向「三個整合區域的世界」，而新近整合的東亞區域甚至將可挑戰歐盟和北美經濟體。
本文引用主要區域整合理論檢討近來東亞區域發展。東亞區域內的權力結構和經濟互賴程度，其實都沒有達到幫助區域內政府之間更密切合作的程度。金融危機之後，以集體合作減少外來影響所造成的衝擊，和體認到必須做實質改變權力關係倒是有促成東亞尋求進一步合作之舉。儘管外交上動作甚多而造成太多看似合作的想法，但具體方案卻少見。東亞自由貿易區實現機會不大，金融方面合作更難實現「東亞貨幣基金」之構想 。
No.54 Oct 2001
見證歷史，與時俱進： 泰國佛像與歷史情境的關係
嚴智宏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泰國佛教雕像風格遞嬗的過程，與這些過程背後的歷史情境。基本上，泰國佛教雕像在不同的時期中，呈現不同的風貌。這種差異可能與各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概況、藝術水準等等因素有關。
基於上述因素，泰國佛教雕像的歷史大致可分成三大階段。首先，在正式獨立建國前，它的佛教雕像大體屬於草創與養成階段。當時致力於吸收外來文化（如印度笈多、帕拉，以及高棉、中爪哇等）並發展自我，各地區（如墮羅鉢底、高棉-華富里、室利佛逝等）的雕像也都出現了各自的特徵。接著，泰國不但在政治上獨立建國（即素可泰時期），在藝術上也廣泛汲取他人長處，並開創出別具一格的特色，例如，獨特的圓雕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