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學士（1978）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碩士（1980）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博士（1990）

　

現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1991.4- ）
　

經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7.11- 1991.4）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兼任副教授（2002-2006）

    私立輔仁大學兼任副教授（1992.2- 2002.6）                          
　私立中原大學兼任副教授（1991.2-1992.7）
　私立東吳大學兼任講師（1988.9-1989.7）
　政治作戰學校兼任講師（1982.6-1983.7）
    馬偕高級護理學校兼任教師（1979.2-1980.2）

   

【研究專長】

　文化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人格心理學、教育與文化

　

【著作目錄】更新日期：2008.7.1 (有*者表示該著作有審查制度)

學位論文

1980*	企業組織中員工離職行為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0*	成就動機的建構效度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專 書

專書 （論文集）主編

資料彙編（含口述歷史）

期刊論文

學術會議論文

專書 （論文集）論文

研究報告

學術書評

學術性—推薦序

教育著作

【研究旨趣】

近十年來本人之研究主題主要涵蓋在社會及文化心理學兩個領域，具體的研究課題計有中國人的成就觀念、成就價值與成就動機， 中國人的自我與人的觀念，中國人的性觀念與理想女性形象，中國人報的觀念與行為等等。探討這些課題時，本人基本上是從本土研究定向（indigenous  research  orientation） 的角度出發，將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脈絡放入研究思考架構之中， 從而希望能夠對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有著比較貼切與真實的理解。

採取本土研究定向的做法是近十年來社會及文化心理學界相當普遍的共識，這種共識的形成與發展不只出現在第三世界地區的心理學界， 即使在歐美世界的學術社群中，亦逐漸凝聚出這種傾向。例如，從J. W. Stigler, R. A. Shweder 與G. Herdt 所編的 Cultural Psychology 及U. Kim 與J. Berry 所編的 Indigenous Psychology（1994）這兩本書的內容，我們不難感受到這種研究取向的濃厚色彩。即使在人類學界，採取本土的觀點探討某一文化或社會的「本土心理學」，也漸蔚為風氣。例如由P. Hellas 與 A. Lock所編Indigenous Psychology: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elf （1981）一書，我們亦可以意識到這種學術脈動。

顯而易見地，以植根於本土社會與文化之研究問題為中心，以本土的材料與 民眾為分析的對象，從而呈現與建構理論性的概念或工具， 最終並以建構具有文化特色的本土心理學，將是未來 臺灣、香港及大陸地區之心理學者共同關心 的課題與研究方向之一。相信如此，華人本土心理學方能逐漸生根、成長與茁壯；有朝一日它將能為世界心理學園地提供一定的貢獻。

　

【主要研究成果及未來研究方向（1991∼2004）】     2004.02.02 定稿

一、 研究之背景、緣起

臺灣學術界對於「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的反省與推動，或許可以將《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李亦園、楊國樞，1974）這本書的出版視為開端。在該書序言中，作者指出其目的之一在於「得以促進社會科學科際綜合研究或科際合作的趨勢。」如眾所知，該書的主題是有關「國民性」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的討論，而其知識背景則是在所謂「文化與人格」研究取向的影響之下蘊育而成。

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研究「中國化」的第二波運動中，《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一書的出版（楊國樞、文崇一，1982），正是該項運動最具體的成果展現。誠如兩位作者在該書序言中所說：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強調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要發揮人的共同性，而且要發揮中國人的中國性；而其目的與意義之一，在於使社會及行為科學的研究更能反映與配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及社會特徵，如此則有關中國社會與中國人的研究活動才能更為有效，所獲得的研究成果才能更為可靠。

很明顯然地，廿多年來，「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之學術運動與知識論述，對於國內心理學研究工作者的刺激與啟發，是起著一定的影響與作用的，其結果更具體表現在楊國樞（1993）所提出的〈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這個問題上面。於此之前，所謂「心理學本土化」或「心理學研究本土化」等議題的討論，已於198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例如楊中芳，1991，1993）。1993年，《本土心理學研究》這份國內最早標榜「本土心理學」的學術性期刊的正式問世，正代表當時國內心理學者，尤其是人格及社會心理學者的學術意識型態與研究方向。誠如《本土心理學研究》發刊辭中所提及：有志於建立華人本土心理學的學者皆認為要深入探討兩岸三地（指臺灣、香港、大陸）民眾之心理與行為的共相及殊相，別無他途，只有採取本土化的策略；善用這樣的策略才能適切有效地描述、分析及理解三地華人的心理、行為及生活，並進而建構恰當而有用的本土性理論。

延續心理學研究本土化的思維模式，楊中芳（1993）在〈試論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學研究〉一文中曾指出：心理學進行本土化的主要目的是要能（1）：更真切及全面地去描述中國人的心理及行為現象；（2）提供一套有系統的解釋架構來幫助我們瞭解這些現象。為達到這兩個目的，當務之急是在進行本土化研究之前，必須尋求如何將文化／歷史／社會環境放入研究思考架構之中。

誠如楊國樞（1993）所說：「本土心理學」就是一種能達到本土性契合境界的心理學。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重點即是在使心理學的研究能夠達到本土性契合的標準。而所謂「本土性契合」就是研究者的研究活動及知識體系與被研究者的心理與行為之間所形成的一種契合狀態。本人以往之研究主張、課題與成果，以及未來中長程研究方向，相當程度地即持著「本土性契合」的觀點，企圖將研究對象之心理現象、生活經驗或敘說文本之文化的、社會的及歷史的意涵，注入研究問題意識及文本分析之中。與此同時，研究者對於被研究者的認識與掌握，以及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觀、社會觀及歷史觀是什麼，確實是本人目前及未來之研究必須認真思考與關切的問題（余安邦，1996）。

二、過去主要研究成果

過去十多年來，本人之研究成果主要有五方面。第一方面是關於「華人的成就觀與成就動機」之課題，第二方面是關於「本土歷史心理學」方面的課題，第三方面是有關「情、欲與文化」方面的課題，第四方面是有關「疾病、文化及心理療癒」方面之研究，第五方面是關於國內「心理學論著摘要」的整理與彙編之工作。今分述如後：

（一）華人的成就觀與成就動機之研究

這方面之研究是延續本人之博士論文《成就動機的建構效度研究》（1990）而來。當時，本人提出「社會取向成就動機」之概念來說明華人主要之成就動機的特性，而其性質乃不同於西方白人之成就動機，後者乃名之為「個我取向成就動機」。當時主要的發現與成果有：（1）提出華人的成就動機主要為社會取向成就動機；（2）發現依賴訓練及成就訓練是影響華人社會取向成就動機的主要家庭教化因素；（3）發現社會取向成就動機與行為之社會增強或誘因，以及行為之持續性有密切的關連性。

承繼這個論點，本人認為成就動機理論欲獲得進一步的開展，必須注意到成就觀念與成就的社會/文化意涵是什麼的問題。因而，往後幾年本人乃開始著手探討大學生的成就觀與成就意涵。做法之一是採取質化、量化並進的方式，一方面進行 臺灣與美國兩地大學生之成就動機與成就歸因之比較研究，另一方面則以這兩地大學生各自對成就的看法，並就其成就意義與成就經驗進行質性之分析。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回顧性的文章（例如，余安邦，1996）與經驗性研究（例如Lieber與余安邦，2003）。後一類研究乃以 臺灣與美國大學生為例，比較他們對成就的界定與意義、成就的歸因與情緒等方面的異同，及其可能的影響因子。該研究結果顯示：兩地大學生彼此之間在社會取向及個我取向成就動機，以及對成敗的歸因結果與情緒作用，均有著文化上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例如， 臺灣的大學生比美國大學生更熱中於「親和性成就」和「非學術性的學習」，其成就經驗則著重於「愛」與「挫折」，以及「社會角色自我」。

關於臺灣漢人的成就觀與成就價值之研究，乃為本人以往之研究重點之一。在研究方向方面，這項課題有兩個重點：（1）以傳統 臺灣漢人為對象，並以歷史文獻、口述歷史資料及諺語俚語等為分析材料，探討漢人的成就觀、成就動機和生命追求。（2）以當前 臺灣大學生為對象，以其生活經驗中與成就有關之成就故事為分析材料，進行內容分析與詮釋現象學分析。這兩種不同典範的分析模式，將可較為全面而整體的理解目前生活在 臺灣社會的大學生之成就觀與成就價值，如此進而瞭解成就觀念與成就動機背後的社會文化基礎。

具體來說，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發現大致包括：（1）華人的成就觀蘊含傳統文化價值，例如大傳統文化中的立德、立功、立言，以及小傳統文化中對名利的追求； （2）成就的意義具有多元性、文化性與社會性；成敗是相互依賴、彼此界定的心理建構。此外，（3） 臺灣的大學生認為：活著才是人最大的成就；成就是心靈的滿足與充實；成就是在別人心中為自己留下一席之地；成就的意義是個人與社會的聯繫；成就是社會自我之實踐；成就是掙脫他人嘲笑、往上移動的集體行動過程。可見華人的成就觀具備了集體性與社會性之文化意涵。

（二）本土歷史心理學之研究

這個領域之研究主要關心的問題是：從理念分析與實徵研究兩方面，探討本土歷史心理學之走向，建立所謂具有史性意義的心理學；並從古代材料之中，挖掘探索古人的心理與行為，從而做為瞭解現代人之心理與行為的重要參考。

換言之，本土歷史心理學的研究取向在於利用歷史材料，一方面探討古人的心理與行為，另一方面則藉由這些材料，論析當代人的心理現象或心理問題，後者也就是心理學的現實性問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以往本人與楊國樞（1992）曾以清代筆記小說中狐精故事為材料，探討人狐互動關係中所涉及的「性」心理與相關之行為、人獸關係所反映之人的宇宙觀，以及人際之間的交換行為等問題。此外，由筆記小說中有關「報」的故事，本人也已著手探討人際之間的人情、情與義、情與報（含報恩、報應及報仇等）之關係。例如，以清代筆記小說中之妻妾故事為例，分析她們之間的愛欲情仇，以及情欲與社會制度、婚姻制度、族群階級、社會關係、及當時之思想觀念的複雜關係。本人認為：妻與妾屬於傳統中國社會家庭或家族的一份子，彼此之間是有緊密的社會親屬關係。從費孝通差序格局的角度來看，彼此的距離應是接近的。從許烺光的心理社會圖來看，妻妾應是屬於「親密的社會文化層」；他們之間的對待原則與互動方式之文化特徵，可以從「親密的社會文化層」的特徵來加以審視，尤其在「報」與「情」這兩個面向的瞭解，尤須如此。從楊國樞的「社會取向」、何友暉的「關係取向」，或者黃光國的「關系主義」的角度來看，妻妾關係應屬於家人關係的一種，因而他們無論在對待原則、對待方式、互依型態、及互動效果等方面，應有別於熟人關係或生人關係。本研究以清代筆記小說中的妻妾故事為例，說明有清一代的妻妾所處的歷史文化氛圍，以及如何給出他們之間彼此對待與互動的心理與行為特徵。進一步說，妻妾之間報的規約與情的糾葛必須置放在清代的歷史文化脈絡中，方能深刻而整體的理解。這些問題的討論涉及了人際互動中的行為規範與道德原則的問題，凡此皆為當前本土歷史心理學重要的研究課題。

簡言之，本人有關本土歷史心理學方面的研究，目前所出版的論文有理念性的歷史回顧（例如，余安邦，2001，2002），也有以清代筆記小說中妻妾關係之「報」與「情」的實徵性研究，以及其他相關的研究成果，皆已相繼出版問世（例如，余安邦，2001，2004a）。必須附帶說明的是，這方面的研究觀點與成果，一方面與Gergen（1984）所謂的歷史社會心理學（historical social psychology）開始對話，指出他的理論觀點的過於個人主義式的心理學主義，另一方面則照顧到了被研究對象之社會經濟歷史條件，及其與社會過程及心理過程之間動態而微妙之關係（楊中芳，1993）。也就是說，歷史材料或者分析文本不會是被靜態且單元意義的看待，而是被賦予具有文化與社會意涵，以及多元典範的文化心理學觀點的（Shweder，1990，1993；余安邦，2003a，2003b）。

（三）情、欲與文化之研究

本人第三方面的研究是「情、欲與文化」研究這個主題。這個主題的提法必須放在八零年代以來「文化心理學」的知識發展脈絡加以審視才能有著比較清晰的瞭解（余安邦，1996）。文化心理學的主張之一，是強調個人心靈/心智（mind）與文化（culture）之間的相互構成與彼此界定，認為心靈/心智是社會文化現象內在化（internalization）的過程與結果，以及具體而微的顯現；而社會文化則是人類心靈/心智外在化（externalization）的過程與結果，以及生產與再生產的底蘊氛圍。本人在此項主題的研究觀點是比較傾向於採取詮釋現象心理學（hermeneutic-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或者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的做法，研究對象則以單親家庭之成員為主，例如離婚、喪偶、或分居等之家庭成員。詮釋現象心理學或敘說分析的基本主張，乃以語言為分析材料，而其出發點則強調語言是「存有之居所」，藉著語言，情感、情緒、情欲，或者自我乃被建構而成。換言之，此等研究課題的基本觀點乃將「文化」與「心靈」或「心智」視為相互建構與界定的觀念，而語言乃是個人與文化之間的中介概念（mediational concept），它是文化的產物（artifact），因而語言或敘說的分析乃是本研究主要採取的方法。

例如，以往本人曾以單親家庭中的成員為對象，探討親人死亡或家人關係斷裂之後（例如寡婦），人的情感世界的本質面貌，並從詮釋現象學的角度，處理人的存有與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必然涉及人的自我與其生活世界的關係。例如，在親人死亡的研究中，透過親人死亡的生命經驗，以理解人的生活的根本處境。此根本處境因著死亡如何被說出而展現。根本而言，人的生活世界永遠處在「關照結構」（care structure）之中，關照結構乃由生者與死者之間的情感性關係所支撐，它也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本質。同時，因著親人死亡的生命經驗，人的存在其實無法自外於自我（生者）與他者（死者）所共構共生的情蘊世界。此情蘊世界是人之心靈的根本居所，這個居所叫做「家」。同時，在關係斷裂處，也就是在生者與死者再度遭逢與碰觸的時刻，一個新的世界重新被發現，這個世界就是生者（自覺地）重新活在死者心中，而死者亦重新活在生者之中，且彼此「成就」自身與對方。透過女性敘說者的言說，我們對死亡有著另一種「看見」，也有著另一層「體驗」。原來死亡不是生活的結束，也不是生命的歸宿。死亡，是一種鄉愁。

又如，在寡婦的研究中，本人乃採取深度訪談方式，就報導人的生命故事，以語言的形式來展現「情蘊世界」的基本性及其與文化的關係；亦即從失親者（亡夫）的婦女敘說中，進行寡婦的情蘊世界與心理生活的詮釋性理解。本研究發現：寡婦的自我不僅被建立在語言之中，同時也在社會關係或人際處境當中被看見、被建構、且被理解；而其中，關係是情蘊世界的基礎，自我是情蘊世界的核心，道德則是情蘊世界的防線。進一步而言，寡婦的生命經驗藉著語言而現身，繼而臨現在其生活世界的各種不同社會位置與社會關係之中，自我於是在其生活處境的裂隙之處而生成與彰顯；道德也繼而成為個人倫理行動的空間場域，它一方面約制了人的行動範疇，另一方面則開展了道德行動的可能性。關係、自我與道德乃成為寡婦情蘊世界的基本三重構作（constitution），亦為其倫理行動場域的運作結構原則。換言之，寡婦情蘊世界的照見與現身是在其關係的破碎或斷裂之時，也是在其自我的生成與發展之際，亦是在其道德世界的再形構之間。

總地來說，情、欲與文化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提供了文化心理學研究的一種可能視框與途徑，也呈現了文化心理學知識建構的立場與方法，同時更闡述了文化心理學之開展的可能條件與限制。必須說明的是，有關「情、欲與文化」研究的知識論與方法論問題，今後不僅要能跳脫出文化建構論（cultural constructivism）或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之侷限與視野（黃應貴，2002），還期待未來能夠開創出新的理論概念，並與西方或歐美國家之學術社群有所對話與交會，從而開展出本土心理學理論知識嶄新豐碩的園地與深遠開闊的方向。

（四）疾病、文化及心理療癒之研究

有關臺灣漢人的心理疾病與心理治療之探討，以往的研究較偏重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心理學理論概念、方法工具及臨床應用為主，而對於傳統文化所延續下來之中國醫學知識方法與技術，以及一般民俗療法（folk therapy）的瞭解，則相當有限與缺乏。有鑑於此，在當前臺灣社會許多心理疾病患者仍十分普遍的尋求非西醫療法，或所謂的另類療法（alternative healing）的情況之下，本人認為這些求醫或求助行為背後，更基本的問題是這些求醫或求助者對身體與疾病的認識與看法是什麼，他們對身體與疾病的認識與看法又如何影響或決定其求醫的對象、方法與改變。

再者，疾病或病痛（或社會苦痛）的文化與心理現象之探討，不僅涉及症狀與病痛（或社會苦痛）之個人的與社會的意義，而且其意義的瞭解必須放置在以「病人」為核心的人際關係網才得以彰顯。在中國社會，這套人際關係網乃以家人關係為主，包括自己與配偶、子女、父母、其它家人、或其它照顧者。在這種種人際關係重重的包圍之中，病痛（或社會苦痛）所傳達的種種意義可以加重或減輕症狀，也可以促進或妨礙治療。這個文化現象假使未被賦予注意與關心，許多病痛經驗（或社會苦痛）的意義真象將永遠沈默而不被理解。病痛經驗（或社會苦痛），不管從病人的角度觀之，或者從家人及照顧者的視野來看，自己及人際間強烈的感情與興趣總一直依附在病痛的社會意義之上（Kleinman，1988）。

例如，本人與王紫君（1999）從親人罹患心理疾病的研究個案當中，探析了親人關係的情感性基礎，以及病痛經驗與身體、自我及人的成就性之間的關係。從敘說或語言的現象學觀點來看，自我（self）是藉著語言而被建構；自我不能直接指明，它是一種敘說性的存有狀態。語言本身即是自我的呈現（presentation），而非自我的表徵（re-presentation）。然而，從被研究者對身體的論述，我們的另一種觀察是：自我是在身體的論述過程中被展現，或者說，自我就是身體的建構。甚且，身體的週期性與功能性特徵，一方面表示身體是生物的與社會的現象；它們也表明了人（這裡主要是指女性而言）處在社會關係中的位置，因著身體的雙重性而得以證成。由身體所建構的自我的觀念，指涉的是一種「社會人」（person）的觀念（參考黃應貴，1993）。

關於文化及心理療癒的本土性研究，以往本人與黃正璋等（2003）曾以南投縣仁愛鄉武界布農人為例，探討他們如何在傳統與現代社會交錯、互動或衝突的生活處境中，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部落活動與社會抗爭事件，進行幾番文化療癒的洗禮，從而產生對己身文化與自我的再認識、再詮釋與再認同；布農人自我之安身立命就在飄渺不安的時代氛圍之中逐漸獲得安置與穩定。該研究試圖以本土文化心理學的實踐方式，解構武界部落921地震受創之傳統定義與過份對象化的危機；並回顧本土心理學的理論脈絡與文化主體性的理論論述，以彰顯武界布農人文化主體的主動性和生活行事實踐邏輯。經由長期的參與觀察所獲得的民族誌資料顯示：（1）以武界布農人之文化主體來思考集體創傷與自我療癒的重要性；（2）發現武界布農人生活的依據與社會行事邏輯的主體是自我／心（is-ang）；（3）跳脫一般思考框架的局限，以進入布農人生活處境之社會實踐的史性空間當中；（4）闡明布農人生活苦處的蘊生及文化自體療癒之間的互涉與辯證關係；以及（5）發現「浮動疆界」乃為布農人存活／存有的詮釋循環方式。

為繼續進行華人社會本土心理療法之理論與技術的探索，本人最近幾年從事了與「文化、心理病理與療法」或「本土臨床心理」（包括民俗醫療及宗教治療等另類療法）有關的研究。本人這方面研究的基本假設是：疾病非僅是人生理上的病痛，它涉及人所處之文化傳統的基本觀念與態度，例如疾病的命名與分類，疾病的認識與經驗，疾病的解釋與處置等等。甚且，疾病乃具有文化的特殊性格，它是由文化／社會所建構。基於這樣的觀點，目前及未來本研究的目的在於（1）藉著傳統中國醫學及民俗醫療文獻材料來探討漢人的人觀與疾病觀；（2）瞭解尋求中醫治療之病人與民俗療法及宗教治療中之被收驚者對於人及疾病的認識，以及其處理與治療疾病的方法；（3）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之上，嘗試建立及發展具有本土特色的「心理療法」（余安邦，2002b）。

大致來說，目前本人在文化與宗教療癒方面的主要發現略述如下：（1）傳統民間信仰是在個人面臨生活陷落及心理失序時，為之提供一套宗教信仰的象徵詮釋，例如「三世因果」或「元（原）靈」的認知。而堂生（指慈惠堂堂生）信眾們又是透過這種象徵系統對自己的生命意義進行重整。（2）原本身心處於困境的堂生信眾在經過宗教啟蒙與救贖之後，是經過確認、考驗與過關的方式得以皈依而成為母娘的契子女。這個確認、考驗與過關的方式與過程除了是個人宗教經驗與心理現象之外，也應被視為 臺灣漢人社會原有的文化認知系統。（3）在信眾的宗教生活經驗當中，會發生所謂被母娘（指慈惠堂系統所供奉信仰的主神瑤池金母）「考驗」或「過關」的情況；那即是一種從受苦經驗經由渠道化（channelizing）或轉化（transformation）而進入宗教經驗結構（structure）的過程；意思是說，信眾透過這些法門而進入到這個宗教經驗結構裡頭，即宗教生活或是宗教事物裡頭。（4）慈惠堂做為一個特殊的宗教靈知系統的啟蒙場域，它是透過各項宗教活動與儀式的相互參與，以及堂主與堂生之間、堂生與堂生之間的交往互動、相互牽成來增強彼此的聯結，從而構成一套堅固而綿密的人際之間與神人之間的網絡系統。這個系統進而成為一套神助、他助與自助的支持網絡，而為 臺灣民間社會集體化過程中一項明顯的宗教文化現象與心理療癒過程。以女性靈媒為主的宗教文化網絡是透過這些社會心理機制對失序的個人進行療癒工作。（5）觀察慈惠堂不同世代之堂生之間的關係及互動方式，除了宗教信仰及深刻的宗教經驗是這個關係的動力核心之外，其間的社會經濟交換關係與相互支援網絡系統的生成與發展過程及運作模式，乃相當具有援助網絡的療癒意義。（6）心靈受苦的個人在社會角色及家庭倫理的失序裂隙中陷落，正是此種充滿神秘色彩、非經典式的宗教啟靈系統在底層承接了這些陷落的受苦者。透過此種自發性、非階級式的人際關係網絡，個人再度地締結其社會與家庭倫理關係。（7）受苦者會尋求宗教儀式或網絡作為安頓其身心的居所。宗教儀式或網絡可說是本土民間信仰中受苦者對於生命處境的返照與回映的文化劇本。解讀這個劇本所呈顯出的普遍意象，將有助於本土文化心理療癒工作的認知與開展。（8）整個宗教活動與儀式，靈媒身體的展演充滿了自發性與隨機性；觀察者從中可以掌握出諸多明顯可供依循的脈絡，對於這些脈絡的爬梳將有助於瞭解整個民俗醫療或宗教治療儀式的社會心理機制（余安邦，2003，2004）。

（五）臺灣「心理學論著摘要」彙整之工作

臺灣心理學的發展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其所累積的研究資料與成果非常的廣泛與豐富。但是長期以來，國內一直缺乏將這些資料與成果進行系統性的整理、彙編與出版工作，以供各界參考引用。有鑑於此，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當年在徐正光、瞿海源、章英華及楊國樞等幾位前輩同仁的策劃與指導之下，約自1990年起開始進行 臺灣地區「社會學」與「心理學」論著摘要的整理與彙編工作。本人很榮幸的受邀參與這項工作，並負責「社會心理學」及「人格心理學」部分的彙整工作。目前這項工作成果除了已經出版三套書籍之外，並於民族所圖書館建制了國內首座的心理學及社會學學術資訊網站，為國內外學術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相當便利與豐富的資訊查詢空間。 

三、 未來之研究方向

近十多年來，本人之主要研究發現與成果大多涵蓋在前述第一至第四方面的研究，第五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是屬於學術服務的性質；本人曾經探究的其它課題包括人觀、自我、情緒、記憶與文化，中國人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以及明清之際士人的守節觀念與行為等等。此外，2000年，本人還參與了由本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儀深（2001）所主持的「 臺灣九二一震災政府及民間部門的口述訪問紀錄」計畫的訪問工作。限於篇幅，這些方面的成果在此不再贅述。

整體而言，本人基本上是從本土研究定向（indigenous research orientation）的角度出發，將被研究者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脈絡放入研究思考架構之中，從而希望能夠對華人甚至人類的心理與行為有著比較貼切與真實的理解。因而，在具體的研究課題上，未來本人將延續「華人的成就觀與成就動機」、「本土歷史心理學」、「情、欲與文化」，以及「疾病、文化及心理療癒」等四方面之研究，繼續進行經驗性的實徵研究與理論性的基礎建制工作；其中，尤其關於本土臨床心理與宗教療癒社會網絡的生成與發展等方面的探討，將為主要的若干重點工作。

採取本土研究定向的做法是近十年來社會及文化心理學界（或所謂的本土心理學界）相當普遍的共識，這種共識的出現與發展不只出現在第三世界地區的心理學界，即使在歐美世界的學術社群中，亦逐漸凝聚出這種傾向。例如從J. W. Stigler, R. A. Shweder 與 G. Herdt所編的Cultural Psychology（1990）及U. Kim 與 J. Berry所編的Indigenous Psychology（1994），甚至M. Bond（1996）所主編的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這三本書的內容，我們不難感受到這種研究取向的濃厚色彩。即使在人類學界，採取本土的觀點探討某一文化或社會人們的「本土心理學」，也漸蔚為風氣。例如由P. Hellas 與 A. Lock 所編的Indigenous Psychology: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elf（1981）一書，或者如黃應貴（1993）所主編的《人觀、意義與社會》，張珣關於〈道家與民間醫療文化〉（1996）與《文化媽祖》（2003）之論述，以及胡 台麗、許木柱與葉光輝（2002）所共同主編的《情感、情緒與文化》等書，我們皆可以感受到這種強烈地學術脈動。

顯而易見地，以植根於本土社會、歷史與文化之研究問題為核心，以本土的材料與民眾為分析的對象，從而呈現與建構理論性的概念或工具，最終並以建構具有文化特色的本土心理學，將是未來 臺灣、香港及大陸地區之本土心理學界學者共同關心的課題與研究方向。相信如此，臺灣本土心理學方能逐漸生根、成長與茁壯，有朝一日它將能為世界心理學園地提供我們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