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個題目所要說明的是： 不管你從事什麼行業、什麼工作，都可以成就偉大的事業，成為偉大的人。
在美國有一個叫做「美國成就學會」的組織，這個民間組織每年夏天會從世界各國選出最有成就的十幾個人，然後到一個風光明媚的地方，由學會頒獎。除了一兩天下午的參觀旅遊外，大部分時間是所謂的「經驗交流」，由這十幾位獲獎者將他們成功的心路歷程分享給大家。這些人之中各行各業都有，有少數從事科學研究的，如本人很榮幸的於 1988 榮獲這個獎，其他還有學術研究的，或是在藝術方面有特別成就的，甚至還有首位征服聖母峰的登山好手。如果你和他們聊天，你會發現他們 都不是天才，只是經年累月地做同一件事，因此他們對於自己的領域懂得非常非常地多。這說明了「專心致志」是成功的「不二法門」。
以前很多人問我成功有捷徑嗎？我通常都會回答「沒有」。其實這個答案也不完全正確，今天我要說－－成功是有捷徑的，成功的捷徑就是把「工作」和「享受」兩者結合在一起。各位如果能利用青少年這段時間仔細去瞭解各行各業，找到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行業，一旦你找到自己喜歡的行業，你就會非常努力地去做，也就是工作和享受並沒有太大的衝突，甚至工作和享受兩者合為一體，「工作即享受，享受即工作」。
剛才說到每個人在這段時間內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仔細思考自己的興趣在那裡、優點是什麼，然後找一個適合自己並且喜歡的工作。常看到有些年輕人因為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父母的壓力，或者基於生活安逸的考量，選擇了自己並不是真正喜歡的科系、職業，這說來是社會的不幸。
另外，還有一件事想跟各位共勉，那就是「互相幫助」。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依賴是非常深沈的，很多人以為要在這社會中生存，只有「競爭」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事實則不然，將來你們一進入社會，你們立刻會發現，不是競爭，而是「貢獻」和「幫助」，貢獻和幫助才是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才是這社會的「生存之道」。貢獻一己之力來幫助別人的好處是讓 人受益無窮的。就以學習一事來說，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喜歡幫助同學或鄰居小孩瞭解課業，不論是教他們三角函數或幾何，我發覺我不只在「幫助別人」，也在「幫助自己」，因為在教他們時，我學得更多。這話聽起來好像滿奇怪的，但如果仔細想想，道理其實很簡單：當我是學生時，雖然是吸收知識，不過那只是一種「被動學習」，等到教導別人時，我會自然而然地把所學再「整合消化」一番，這就相當於一個反芻的過程。沒有完全地「消化」，如何徹底的「吸收」呢？同時，在這個幫助的過程中所培養出來的感情更是彌足珍貴，在你們青少年這段時間的友誼，是會深深地影響各位的一生的。我常常有機會接觸到青年學子，我在他們身上也得到不少例證，我看到他們那麼熱心地幫助別人，而這個「幫助」也很確實地對他們的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因此，儘管各位還是學生，但我希望各位把自己當做成人，學會幫助別人。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你可以體驗更豐富的人生，並且懂得更多。
最後，希望各位能培養「學習」的能力，這能力不是出了校園後便可「退化」，相反地，應該「強化」。各位目前在學校裡面確實是學了很多，但那都是人類經驗智慧的累積。學習前人的經驗智慧固然重要，但是培養學習的能力，培養不斷吸收新知的能力更是重要。各位目前在學校內所學的都是前人所解決的問題，將來各位到社會上所遇到的問題就不再是前人解決過的，而是有待「你」去解決的，所以各位如果不培養學習的能力，便無法跟上社會不斷增加的知識，因此便也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結果，你便很難在社會上生存了。
以上是我個人的一些意見，耽誤各位寶貴的時間，希望能對各位有所助益。謝謝大家。
因為我和新新人類接觸的機會不多，所以不敢妄下斷言，不過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和我們「舊舊人類」比較起來，新新人類似乎比較無法專注於某一件事。我們那時候社會上比較沒什麼誘因，也沒有電視，因此大多數的人都能專注於自己的學問上。我相信天底下沒有能「不專注而成功」的事，這點是我對新新人類的期許。
答：對於已離開學校而不幸落榜的同學，應可參加學籍考試，也就是相當於「第一階段考試」。
答：基本上，「二階段考試」的理念是經過第一階段的考試，審核想進入大學繼續深造的學生的基本學科能力。一般學生只要不是整天看電視，完全棄課業於不顧的，應該都可以通過。而沒有通過的同學可以回去再準備，再考一次。至於「第二階段」則由「學校」和「相關科系」審核，由學校決定這個科系要不要在某些學科上面特別加強。因此第一階段學籍考試是鑑定學生的「基本能力」。第二階段各個科系在選擇學生的過程中，可以根據實際的需求做適當的調整，如此才能選出「最適合」該系的學生。
李：我想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我們很多教育的方式，許多人都想改進，但是；這麼多年來，沒有能夠落實每所學校能趕上教育局政策的這個目的。主要是民國十幾年到現在，有關教育的法令有上千條，而這千來條卻有不少跟我們的憲法基本精神相違背。我一直說我們要把整個台灣教育救活，應該要鬆綁，自根部鬆綁，也就是說要摒除政府對教育過多的管制－－從中央換到地方，並且由學校自主辦學。譬如學校老師們應該要主動辦學，才比較理想。另一方面是有關義務教育，也就是國民教育，很不理想。為什麼呢？我們有一個進度、一套死的課程，義務教育就強迫所有的人到其中接受教育。但是如果無法依照我們規定的進度、課程前進的學生，就都變成了不好的學生，是後段班學生了。所以到了國中這個階段很多學生沒有能力學習而在那鬧事情，讓國中老師很頭痛。但是大家又都明白教育主要目的是把人從現有的階段提升到更高的階段，也就是一個班的三、四十個學生，不管他們程度怎樣，都得要想辦法使他們進步，這是一個根本觀念的改變，即義務教育要把所有的人帶上來。這個觀念如果辦法改變，很多政策就不會落實。
李：我認為大學入學的理想方式應該注重雙向選擇，就是說學生可選擇想唸的學校與科系；但學校也有責任從所有學生之中遴選出適合這個行業發展的人。譬如醫學系：如果我是醫學院的教授，發覺在我這一百個來報考的學生之中，很多可以成為潛力大的理論物理學家或數學家，卻並不一定適合當醫生，我就有責任給他們一些建議讓他們再考慮看看以及幫助他們些什麼。腦筋不錯的，不一定適合懸壼濟世。因為醫生有時必須要作很迅速的觀察，立刻作正確地判斷；但是像愛因斯坦一類的人卻可以思考上好幾天，我總不能眼睜睜看著生命垂危的病患在那裡做長久的掙扎吧！所以醫生和很多理論物理學家的性向及條件不一樣。因此我說學生應該有自己選的權利，但學校相對也負有選擇最適當的人以把他們送到社會上合適的地方的責任，這就是雙向選擇。當然，雙向選擇的過程中，學校對於學生的擇取，我覺得是多方面、長期的觀察、考驗比用一天的筆試來得好多了。像現在有些學校，考試也要術科的考試。像台大醫學院的推薦甄選階段已經要加考實驗，跟以前不同。但是你如果到每個地方問說大學生表現跟什麼最密切？大學入學考試？學歷考試？或者就是高中的表現呢？相信每個學生都會說高中階段的表現是最好的指針，大學聯考到底真能做得多好？目前我們許多老師，這麼了解你們觀察的結果，甚至跟做學根本沒有關係。有些老師說這個人真的不錯，他將來在學術上一定大放光芒，可是卻不一定能考上。也就是說很多長期觀察、多角度觀察的結果卻反能被採用。我也希望學校在評鑑一個人的時候，不要只用考試，考試只是一個手段。我們希望在評鑑一個學生時，必須讓他作一些報告及看他日常的表現，或利用其他方式評鑑一個人。不要一考試就是筆試，容易流於偏頗不全。
李：我想在高中時，常常有些活動是團體活動。譬如生物的學習把班上分成四組，讓四組中每一組的同學都好好地去仔細觀察，作結論，互相討論、幫忙，擁有共同分數，當然這只是在某一些科目裡可以這樣做的。但我還希望我們的教育環境能使每個想上進的人都有機會力爭上游。人是不是願意唸大學，不是在學校的容量，而在你願不願意花這麼多的心血唸大學，或者是藝術、音樂、體育、美術。我們的大學如果不像現在一樣，而是真正去嚴格訓練人才，很多年輕人便會知道他在中學如果不好好學，他是沒法子唸完大學的。反觀我們現在是一能進到大學，一定能畢業！這種情況並不很好。唸不唸大學是自己努力來決定是不是要做這樣的事情，而非別人的限制。我想等幾年之後，大學容量增加，而且每個學校都以不同的理念來辦學時，每個年輕人都應該會找到自己適宜的路子走下去的。
李：最基本的就是國民教育的課程修改。我們一直說，課程要簡化、上課時數要減少。例如我們教十二個單元時，也許教八個就足夠了。學習是這樣，有一樣東西弄懂，學別的東西就很容易了。但是，很多東西沒有唸懂，就沒有辦法繼續念。所以光是課程的改革，可能最少就要花六年的時間加上無數的心血。從國小一年級到國小六年級，有些精細的東西就要好好教，但是有些東西是不必要教的，像腦袋吧，以前我們唸書時， 資訊來源不多，我們把腦子當成了一間儲藏室；世界最長的河流、八大奇觀……等，都記在裡面，堆了很多東西後，人家問你，你才會解決這些問題。可是現在早已經不是那種時代了！這些資訊，打電話問、電子網路、到圖書館查一查就有了，腦筋應該變成一個處理器，而不是一個只會儲存記憶的物體，怎麼樣能夠蒐集資料、作判斷，才是比較重要之處。因此教育的改革可能不是一、兩年就一蹴可幾；國民教育課程的修改時間可能是一條漫漫長路，而且是不斷、不斷地要革命。
在我們這個社會上做到世界第一的像王永慶、張榮發，奇美企業的老闆等人，有人就常問，為什麼他們沒唸過大學反而有這麼大的成就？有時候你會看到受教育規範就是幫助你走這條路而已。像比爾蓋茲，他大學只唸了兩年 就跳了出來；因為他自己有太多想法、想做的事太多了，於是跑了出來。所以不必太迷信學校教育，而我也並不是說學校教育不重要，而是如果只為競爭，為了入學而犧牲太多的一切，也是不值得的。
李：我想，諾貝爾獎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且影響一個人的確是很深遠。我喜愛科學，所以我這輩子在 1989 年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時間都在研究室裡跟廿四、廿五個從世界各地來研究的、攻讀博士的或已經得到博士學位的人一起作研究。這世界在當時對我來說就如同是一個天堂。因為從全世界找了很多志同道合、很能幹的人每天在那兒研究，我們做了許多很好的工作，也做出了些貢獻。但在 1986 年我被通知為諾貝爾獎得主後，我在幾天內馬上警覺，要恢復以往那種日子可能不容易。為什麼？因為社會要你做一個科學界的發言人，在美國要做學術界的發言人，又要做我研究領域的發言人。你們也知道，亞洲人在美國社會占少數，所以亞洲人也期望我能替他們多說話，台灣也希望我幫忙。所以 1986 年把我從實驗室抓出來，說：「你的活動領域不應只是在實驗室中，應該對社會付出深遠的責任，這是你的責任；也就是說，既然有人把你當一回事，你要做好學術界及科學界的代表。所以那時候開始我就很努力的希望我講的事情不只侷限於我的科學，而是對整個社會、整個科學的發展、教育有關的事情。所以我不斷地努力，並應邀參加了很多委員會，像能源部部長顧問會議、美國加州的科學技術及有關教育的委員會，都參與了很多。而我在科學方面的研究時間便相對減少了。但我並不後悔，因為每個崗位如果努力做，應該能做出貢獻才對。
現在回到這裡當中央研究院院長，我每週會來到實驗室和我的學生探討：如何做研究工作？怎樣推展。但礙於每天管的事情太多的緣故，這個時間便相對的減少了。
李：也就是說，從前在科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培養了一大群人，有一百廿個跟我做研究工作的人在全世界有很好的成就。 但從 1986 年起，我的角色有一點不一樣。這不是我選擇的，而是大家要我做的。我如果是一個生長在美國社會裡的美國人，可能情況就跟我現在不一樣。但我在那兒是少數民族的一個成員，而且我的家鄉也希望我幫忙，所以在這複雜的過程裡，我的領域拓展了，但一方面我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此有很大變化。
李：不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