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兩年，被李遠哲請回來、或者受到他影響而返鄉定居的資深人才，已經 有二十位左右，他們或者在中研院擔任所長，或者在大學擔任院長，也有在同步 輻射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原分所所長林聖賢、前清大生 科院院長黃秉乾、中正大學社科院院長曾志朗，還有前一陣子不幸因病自殺的張 槐耀院士。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好多舉足輕重的角色，例如推動世界一流望遠鏡的中研 院天文所籌備處主任袁旂，建設分生所領導權威的沈哲鯤，還有陽明大學生科院 剛出爐的院長徐明達，他們都是熱愛研究的科學家，但是，他們被賦予學術行政 的任務，李遠哲說過，要一個科學家走出實驗室是很痛苦的事，他們不僅做了一 個「痛苦」的抉擇，其中還有更多鮮為學術圈外知道的掙扎－－每一個返鄉的男 研究員幾乎都有「wife problem」，絕大多數的太太和小孩都不願意回來，有人 空中來往台美，一年超過十次以上！
這批中年返鄉的蜉蝣群落，他們為何在自己事業高峰的時候，放棄美國穩定 的研究工作，有如一條條「逆流」回台灣的鮭魚﹖他們遭遇哪些挫折﹖他們對台 灣科學社群的影響又是什麼﹖
中研院天文所、中央天文所、清大物理系、師大地科所加起來，台灣的天文 社群不超過二十五人，這麼小的社群要躋身世界一流天文所的做法是「把錢用在 刀口上」，他們的理想得到李遠哲的支持。袁旂強調，望遠鏡所有的部分儘量都 在台灣做。
袁旂曾是保釣運動的大將，父親袁守謙更是赫赫有名的黨國大老，儘管如此 ，袁旂不希望別人提這些「往事」，他覺得，在台灣做事情還是低調一點比較好 。那他為什麼願意回來﹖「跟國家做點事情還是比較有意義的，在美國做了半天 沒什麼意義！回來，心裡面比較安。」
一九七三年出國的沈哲鯤，去年被提名中研院分生所所長，太太知道他有可 能回台灣定居，一開始還很生氣說：「你為什麼要在我最平靜、最快樂的時候來 一個change﹖」更何況他們的小孩才一歲半而已。沈哲鯤說，很多人沒有辦法一 輩子回來，家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幾乎已經是另 一個家了。
「回來，不能說是犧牲啦，你知道會有一些改變，可能會painful，研究可 能會不那麼順利。不過，有李遠哲在，我很trust他，我覺得他相當有說服力， 我和他吃過一兩次飯，回來之後太太都嚇了一太跳，我的態度怎麼有了一百八十 度的轉變﹖」沈哲鯤本來跟李遠哲說，他回來當研究員就好，兩三年的時間幫新 所長的忙。沒想到李遠哲的回答是「來不及了！」
為了重整分生所，沈哲鯤馬上建立了一套affinity group（親密團隊）的制 度。分生所原來有二十五個實驗室，各做各的，他決定把它們弄成幾個重點。他 說，「以前分成七、八個group，做病毒的有一個，做免疫、基因調控的各有一個 ，但我覺得太多、太散了。我重分成四個重點，按照一般的分子生物學分法，並 且提供博士後的�移ギ驉A鼓勵他們按照新的重點重新提計劃。將來可以聯合所外 、院外幾個實驗室向國科會申請大型計劃。分生所至今還沒有提出大型計劃！因 為以前的所長一任一任換得很快，沒有辦法累積出大型計劃。我希望今年八月到 十月間可以提出兩三個大型計劃，明年就向國科會申請。」
沈哲鯤觀察，博士後回台灣做了一兩年，不是競爭不過原來的老闆，要不然 就是可以做的都做完了，好像「雞肋」，棄之可惜，其實他們很多人是很想換方 向的，正好趁affinity group的機會，讓他們在大型計劃的參與過程中找到自己 轉型的契機。
今年五十歲的徐明達，一九六九年出國，一路都是在最好的研究機構，八八 年，生醫所所長吳成文去美國招兵買馬時，他就答應回台灣。九二年，父親徐千 田去世，他生前捐錢成立的「徐千田防癌基金會」需要處理，徐明達決定留下來 。他先是在生醫所擔任研究員，但相當frustrated，所長交給他很多行政事務， 聘人、辦博士班，他自己的研究缺少時間做。他說：「台灣的助理流動率太大， 才來沒幾個月就跟你說再見，我自己又沒有辦法親手做實驗，事情太多，一定會 被打斷。不像在美國，幾乎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待在實驗室。我現在自己相當 frustrated，一直都沒有辦法把實驗室建立起來。」
徐明達坦白說：「人活到這個時候，應該對自己有一個挑戰！」
他理想中的大學教育不必太專業。他說，生科系畢業，和物理、化學一樣， 不一定會去做研究，留下來做研究的不到一０％，其他人做什麼呢﹖他認為大學 教育應該訓練學生分析的能力，一個問題來的時候不要害怕，如何解決問題，把 自己的想法表現出來，讓別人覺得很有道理。教學的過程中一定要設計很多break ，找一個房間，輕鬆一點讓學生講話、批評。訓練學生說話、辯解。
徐明達還注有一個心得，在台灣做事，大家看起來都很忙，可是都沒做出什 麼事的感覺，成就感低。他說：「如果你的目的是做好一件事的話，過程不重要 ，跟人磕頭、被人罵，沒什麼大不了，因為人家看的是結果，不是過程。中間的 details誰會管你。」
沈哲鯤也有同樣的感觸，在台北，為什麼大家那麼忙﹖他剛上任時，為了表 現出和台北人一樣忙，每天朝九晚五，活像個上班族，可是不見得效率高。後來 愈來愈懷念在美國單純當教授的日子，閒雲野鶴般、自己可以彈性安排時間。現 在的沈哲鯤每星期打三次籃球，最關心在哪裡可以喝到他在美國最愛喝的義大利 咖啡。最近太太很高興終於搬進中研院的宿舍，可以在家中客廳看到綠樹。
李遠哲剛回國不久，曾有研究員建議他，中研院的餐廳應該改善改善。他說 ，他回來是要和大家一起打拚的，不要從餐廳先改起。日子久了，很多人勸他，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李遠哲說，他為了活命，已經開始每星期固定打 網球。中研院下年度的預算裡也出現了興建綜合體育館的雛形。
今年十月，李遠哲聘請旅美的劉德勇擔任生化所所長，借助他在聯邦政府的 行政經驗，回來中研院推動生物技術的任務。另一位李遠哲極力延攬回來的是植 物所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楊祥發。這批逆流返鄉的鮭魚是不是能造成台灣 學術界一股新的氣象，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不過，從學術社群近來的互動不 難發現，他們已經開始催化了不少改革的契機，能不能累積出傲人的成果，需要 拭目以待。
已經回國一年半的李遠哲，如何剖析自己的轉變，以下是他接受專訪的紀要：
問：回國之後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答：回台灣之前，我大半輩子從事研究和教學。得到諾貝爾獎之後，一下子 之間我變得非常忙碌，從實驗室走到世界的時間愈來愈多。但是，雖然多，也祇 佔三０％左右，其他六０％的時間我還是可以在我的崗位上繼續做研究。
可是，回到台灣之後情形剛好相反。科研工作的時間減少很多，很多時間花 在院務，另外，我也花不少精神在教育改革。所以，每天回到家裡，常常覺得自 己這麼努力，可是成就感很低，推動一些事，畢竟不是那麼容易。
科研的工作做了幾十年，我知道有哪些地方我可做得比別人更好。可是，到 這裡（中研院）之後，常常覺得人其實是很奇怪的東西，你常要注意到別人的感 觸，不能說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在說黑色的時候，也許要說成「不是那麼灰 ，還要暗一點」。很不好的事，我不能說直接說「很不好」，而是說「沒有那麼 好」。
就個人而言，我覺得我是相當理智一個人，如果我做錯了，我倒希望別人直 接說「李遠哲，你好笨哪」，我自己笑笑就算了。可是，在這裡，人跟人的相處 比較複雜。民主的素養也比較差，一群人一起做事，達成共同的意見都比較難。
問：國內科學界普遍存在「期待大師」的心態，你回國之後，這種心態直接 對應到你身上，你怎麼看這種現象﹖國外也有類似的情形嗎﹖
答：加州大學得諾貝爾�瓷A目前仍在世的教授有八位，系上也有好幾位做得 很不錯的教授，大家都會挑起責任，不會看著某某人做而已。我想，這是社會的 習慣，而不是說台灣沒有這麼多能幹的人。可是，台灣經過這麼多年來的威權統 治，社會上還是希望有一個「超越一般人能力的人」「由上而下」來改變這個社 會。我覺得這是不好的。
問：受你影響回台灣的傑出人才，你知道他們適應的情形嗎﹖
答：就我所知一般的情形是：某某院士回來了，待了一陣子，台灣的學術、 或者一般生活環境沒有他想像的好，剛開始會很失望。常有些院士回來，我請他 們擔任所長，領導所裡的研究員，他們多半會拒絕，他們通常會說：「我回來是 要做學術工作的」。不過，後來我聽到他們說：「三個月的時間，我的觀點不一 樣了！」他們會覺得有責任把研究所帶到更高的境界，所以，不會再拒絕當所長 。
中研院目前年輕人回來的比以前多，他們需要的是leadership，所以，我花 了很多心血找最好的人當所長；任期到了的所長，我便換一批新血。史語所所長 杜正勝，學問沒話講。分生所所長沈哲鯤，我去美國找他回來的。原分所林聖賢 回來當所長後，好幾個人跟著回來，所裡三年來改變很大。楊祥發院士，我希望 他接植物所所長。生化所我已經找到在美國的劉德勇回來當所長，十月就回來上 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