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大的四年裡，我只聽過一次錢校長給化學系同學們所做的有 關分析化學的演說。他語重心長的勉勵同學們一番話，至今還記憶猶 新，歷歷如繪。我真正認識錢院長還是在一九八○年被選為中央研究 院院士之後。那時為了在中研院籌設新的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我 們曾有過頻繁的接觸與深入的討論，每次回憶起他的學人風範，他那 誠懇待人與扶植年輕人的苦心，心裡總有一股難忘的溫馨。
我今天能夠在這紀念錢思亮院長八十七歲冥誕的集會裡，做一次 演講，覺得非常榮幸。我就以「中央研究院未來的展望」為題目紀念 錢院長，也希望能拋磚引玉跟大家共同找出中央研究院美好的遠景。
三十六年前--民國四十七年的四月十日，胡適先生接任院長職務 。那年應該也是狗年。緊接著簡單的就職典禮後，中央研究院的第三 次院士會議便在考古館樓上召開。胡適院長在開幕式的致詞中，談到 了不少令人深思的話，他談到「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 活的方式，生活的習慣」，不要把科學民主人格化、偶像化而盲目的 崇拜。他在那時物質設備與人才皆不完備的情況下，挑起中研院提倡 學術的艱鉅任務，但是滿懷信心地舉了芝加哥大學與約翰霍浦金斯大 學這兩所以研究與研究院為中心的新式大學的創校過程為例，說明他 們怎麼樣在充裕的私家基金的支持與富有理想的校長的全權計畫下， 能夠在開學的第一天，便人才延攬齊備，設備購置完全，不但震撼了 全世界，後來也轉變了整個美國的學術風氣。他那時非常樂觀的相信 以一個私家基金、一個人所能做到的，國家當然也可以做到。最後他 以下面的一段話結束了他當天的致詞：
「去年吳大猷先生回來教了四個月的書，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說， 台灣大學學生，尤其是上他的課的學生真是可愛。在他教書的四個月 中，碰上一個月放寒假，吳先生問學生願意不放寒假嗎？學生們不僅 是願意，因為沒有別的課，還要求吳先生多加幾個鐘頭的課。而且上 課時，個個不缺課。吳先生說：台灣大學學生比北京大學學生，比西 南聯大學生還要好。有了好學生，只要國家給予好的師資，好的設備 ，將來是有前途的。吳先生這次寫了一項計劃，建議國家提倡學術， 俟提院士會議討論後送請政府參考」。
三十六年後的今天，台灣還是有不少很好的學生，師資與設備確 是改善了許多。中央研究院在錢院長與吳院長苦心經營之下更是往前 邁進了一大步，也已成長到能夠實事求是地認真探討我們的任務的時 候。
中研院正如台灣的其他學術研究機構一樣，經過長期的努力後， 眼看到我們幾乎就要追上開發國家的學術水準了，但那最後的一段路 總是那麼遙遠，那麼難走。有時明明走出了一大步，卻又得往後退回 大半步。大家常慨嘆我們長期學術發展的規劃還是不夠完美。短期訪 問或回國的客座教授們也常常訝異，我們在經濟起飛之後，在研究的 設備上確實改善了不少，但是我們為什麼沒有良好的評鑑淘汰與獎勵 的辦法，使傑出的年輕人更上層樓，進而成為一位大師？為什麼沒有 一套好的制度吸引更多傑出的人才回國？正在學術的最前端，在未知 的世界裏摸索著前進的人們，更不瞭解為什麼我們學術機構的立法與 行政機構完全一樣？由於沒能彈性地使用有限的經費，不知浪費了多 少國家資源？由於沒能正確的認識技術人員與支援學術工作的人在學 術機構扮演重要角色，不知阻礙了多少學術的進步？中央研究院在過 去的幾年內對上述的一些問題確曾認真地探討過，在某些方面也打破 了僵局。不過為了改善台灣學術研究的大環境，我們還得繼續不斷地 埋頭苦幹，我們要肩負起領導學術研究的重任。
三十億的經費確是一筆很大的數目。社會上的人無法瞭解，為什 麼中研院有了這麼一大筆經費還叫苦連天，還說經費過微？也許我可 以做如下的比喻。如果中研院是一部載客的飛機，我們在進入第三期 的五年計畫時是打算建造一部機身重三十噸的大飛機，裝配負荷量四 十五噸的引擎。也就是說這飛機的承載量是十五噸。但是在第二期五 年計畫裡把機身做好之後，我們才發現由於經費的緊縮，只能配備負 荷量三十二噸的較小的引擎。這部飛機如果就這樣勉強完成，那麼它 雖然也能照樣飛翔，但是它能載的負荷將只是兩噸而不是原先設計的 十五噸。當然，我們是不能允許這樣的飛機在空中翱翔的。在我就任 院長後的頭兩個星期與二十一位所長與主任的個別討論過程中，我確 是發現了有些研究所，除了人事費、水電費以及日常的維護費用外， 剩下來能夠用在研究上的經費真是少得很難令人相信。
當然，我們可以請求政府與社會的支持，趕快增列預算把我們這 一部負荷三十二噸的引擎，換回為原先設計的負荷四十五噸的大引擎 。不過我們知道，在政府預算有限，每個學術機關的經費都不能成長 的今天，這並不是個合理的要求。比較合理的作法也許是趕快把機身 的重量大幅減少到二十五噸，然後請求把引擎的負荷增加一成，成為 三十五噸。這並不是一件非常理想的事，但也唯有這樣這部飛機的負 荷才能增為十噸。這改裝後飛機的負荷雖然比原先計畫的十五噸少， 但卻比只能載兩噸的可悲的情況是好了很多倍。中研院目前確是在一 個轉捩點上，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就職的時候，強調我們必須重新整 合我們的隊伍，調整我們的步伐與我們的架式。如果我們能夠合理地 整合，做好完善的長期計畫，在總經費每年增長約百分之十的架構下 ，在十年之內，中研院應該能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中研院的每一個所，傳統上有高度的獨立性。雖然這些幾乎都座 落於南港院區內的所，該有相互的依存性，但是都非常獨立地發展下 來。每個所能有獨立完整的圖書館，演講廳，討論室，研究室與實驗 設備，確是非常理想而令人稱羨的。但是各所高度的獨立發展與成所 時的各種歷史因素，也難免造成各個所之間任務的重疊，不明確，甚 或資源沒能充分利用的地方。更不幸的是過度獨立發展的結果，有時 各據一方減少了所與所之間或是不同研究所的研究員之間的相互交往 與討論的機會。
為了使中研院的整合順利完成，我們必須接受新的挑戰。也就是 說我們該達到各所「攜手並進」與全院「欣欣向榮」的新境界。如果 我們要把南港的中研院營造成為適於學術研究的優雅、舒適、健康而 美好的地方，就必須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把院裡的土地、大樓、水電 、街道、排水與環境等，從中央研究院長期發展的觀點作整體的規劃 ，不然很難避免那「大街小巷停滿車」，「狗年野狗滿院跑」的窘境 。我們的整合，並不意味著把許多權力與責任從每個所移轉到院本部 。理想的做法應該是，經過各所的協調與合作，減少各所繁瑣的事務 性的工作，使每個研究員更能有效地發揮他們的創造力。
在學術研究上，我們同樣地也有整合的必要。也許我們該把學術 諮詢總會的功能重新調整，使它也擔負起全院「學術發展長期規劃」 的任務。在一個學術機構不能夠急速擴充的情況下，更需要嚴肅地檢 討我們的能力，集中力量在一些我們能做得很好，能真正做出貢獻的 項目與一些將來發展潛力很大的地方。研究工作做得出色的研究員， 研究群該受到應有的鼓勵並提供更優厚的條件請他們好好發揮。我們 該認清楚，學術成就的衡量是在新理念、新思想與新知識的創生。有 些人能有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些人可能很少收穫。許多著名學府的突 出，是由於他們能夠在學術上有更多的「突破」，同時也培養出更多 能夠常常「突破」的人才。怎樣才能利用有限的資源，在學術上做出 更多的貢獻？是中研院和每一個學術機構都要認真尋找的策略。「不 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一直深植人心。我們社會上常常把資源的均分 認為是最公平的。「你不前，我不後」的平均主義，在滿足「人人都 得以生存」的基本條件下也許是應該的、但是在超越生存所需的基本 條件之外，尤其是當社會投注一些經費在人才的培養與學術的提昇時 ，平均主義絕對不是很好的策略，中研院必須堅持「重點」與「擇優 」的發展，打破社會上常有的「平分便是公平」的錯誤觀念。
中研院的每一個人，在這民主的社會裡，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義 務和權利。不過在發表自己的意見時，一定要強調，社會與媒體也應 該瞭解這是某人個人的意見。不過從另一個觀點看，這些意見如果是 從自己的工作崗位，比如中研院某一個研究所的研究員對外發表的。 那麼除了要對自己負責外，也應該考慮到，即使鄭重地申明是個人的 意見，由於社會的習慣，他還是或多或少的「代表」了中央研究院。 也就是說，中央研究院的公信力，無可避免的將會受到這些個人意見 的影響。其實，對有些問題，如果某一個研究所的專家們經過深入的 討論之後，在研究所裡面建立了很強的共識，那麼這個所便可以把這 些意見當作是中研院某一個所的觀點與看法。如果層次愈高，問題討 論的更深入更廣泛、則這些意見能發揮的作用也愈大，責任也越重。 以後當我們變得更成熟、更茁壯，中研院便該對國家、社會的一些重 要的問題，以中央研究院為核心，邀集天下菁英深入研究尋求答案。 這些努力也將是厚植中研院公信力的最好的方法。我們再也不能故步 自封，我們應該走入社會。不過我們也不要忘記，我們是一個學術機 構。我們能夠提供一些較成熟、較客觀的觀點，作為政府決策的參考 。但中央研究院絕對要避免捲入政府的決策圈內。不然我們便會看到 政治干擾學術的不幸場面。讓我們虛心努力，我們要建造的「學者的 社區」，應該也是最富公信力的學術大殿堂。
中央研究院將來的發展，完全依靠院內每一份子的共同努力，我 相信我們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定會把中央研究院帶到更高的階層，謝 謝.